長期以來，我們的人文社會知識是在一種前提自明、太自明的狀況下量產。我們無意識地關閉了對知識生產所需的前提的反思，從而無意識地按照一種「普世的」規範與方法生產知識。於是，那需要經常被提上檯面進行反思辯難的「前提」，就變成了「常規」。在「常規」之下，知識生產者的自我確鑿、目的明確、方法因襲、語言熟爛；一切皆在一種慣常中順流而下。但是，這個所謂的「常」，恰恰是一赤裸裸的不正常──天下皆曰常之為常，斯不常矣！它遠遠不是什麼世間常道，而是在一特定時空下，對我們的意識進行銘刻，對我們的精神進行殖民的全球知識霸權。於是，我們的知識生產竟而取得了一種與我們知識分子菁英意識與自由習氣理應水火不容的機械生產時代流水線特質。西方各種流派的名詞概念不停地被翻譯成中文，組裝為各派反抗行動的套件，再貼上台灣主體性的商標，於是就成為各派所標榜的進步知識品牌。憑依著它們，某種「代理人戰爭」一直在這個島嶼上樂此不疲地持續著。
這樣的一種常態知識活動，雖然貌似「安身立命」，但其實可能只是機械性地對勞動與生命的占有；雖然貌似「自由」，但畢竟是一個諷刺的自由──條條大路只能通羅馬。於是，知識人雖然決眥攘臂，奮聲「批判」，但所謂批判似乎也只能是現代性價值共識之下的茶杯風波。於是，知識人雖然不敢或忘「現實介入」，但「現實」早已被他們的知識之「常」劃地為牢了。「現實」，於是只是目的地（即，作為歷史終點站的「現代性」），以及朝向目的地前進的朝貢千帆（所謂「發展中」），之外，則是猿猴、熊羆、洪荒、古蹟、傳說、落後、伊斯蘭、亞細亞──那一片現代性北斗光暈之外猶待啟蒙的黑暗之心。
該是對這樣的「學習」，停、看、聽、思的時候了。只思想不學習，固然也將會有危險，但一頭栽進一種學習而不思想，那將注定無謂，而將只是知識分子圈的知識遊戲而已。「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千年後，其響若鐘。
「思想」應先於「學術」。這是因為我們在學習或研究之前，應該先思索的是：「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知識的「目標」是什麼？前一個問題不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或「認同的」問題，而是一個歷史的問題，從而也是「客觀的」問題：我們要如何深入理解形成我們今日主體狀態的各種歷史經緯線索？唯有盡力內在於我們的社會與文化的歷史性肌理，我們或許才可能有較穩固的立場與較審慎的態度，去立論並爭論我們所追求的人倫關係、經濟生養、政治安排，乃至文化審美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我們有我們要走的路；它絕不是來自於一個「成為他者」的童騃許願，而是來自於對形成自身的各種歷史線索與條件－－正面的與負面，加以掌握與提煉。世上的每個民族、每個文明，能認識它自身的潛力與條件，能走上它自己的路，而每一條路又無礙於和其他條路之間，有學習、有參照、有對話，這才是真正全球範圍的「文化多元主義」。這才是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觀的最激進的可能。這才是第三世界的國際主義。
然而，這樣一種態度，有時也可能稍嫌謙遜罷。在今天，對人類乃至其他物種在這個星球上的未來，我們難道不應該更敢於承當、更意願負責嗎？這是因為，在一片「永續」聲中，霸權現代性無疑已展現出多重嚴酷危機。別的且不說，按照目前的慾望溫度與發展速度，這個地球還能禁受多久？而這樣的一種非到「燒掉它的最後一噸煤」（韋伯語）那一刻，才能停下它的狂奔的「發展主義」，難道不又是根據西方宗教改革（如非更早）以來的價值與制度綜合體，而弔詭地被「神聖化」與「普世化」的嗎？這些價值與制度至少包括「競爭」、「進步」、「創新」、「個體性」、「自由」、「平等」、與「民主」（即「多數決」）……。早在一百多年前，魯迅即一方面在反抗民族自身的愚蠻麻木的同時，警惕人們也不可無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的「文化偏至」。路還是必需要自己走出來的。今天，這樣的一種真正意義的獨立思考，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西方，因為後者也是它自己「偏至」的犧牲。
上世紀八○年代末，那當初從西方內部發展出來的反西方話語──社會主義話語與體制，遭到了幾乎是瞬間解體的命運，從而「（新）自由主義」頹波再激，馴至於形成了今日單一普世霸權。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對這個霸權的性質與效用，並非沒有質疑與反抗，但似乎，好比在台灣，人們對霸權的「批判」立場，基本上還是「內在性」的，也就是在承認了這個體制所宣稱的價值的前提下，對體制的現實進行拆謊。可以說，這是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批判知識分子」或「社運人士」的一般姿態。
在承認「公共知識分子」等身分的友好立場上，我們不得不指出這種內在批判的缺乏思想含量。這個缺乏的後果很可能是：它在姿勢上反抗並實踐，但在知識上忠誠且怠惰。我們不能永遠地把自身當作一張歷史白紙了，僅在上面轉貼幾個進步大名（公共、正義、平等、自由、參與、多元、批判……），讓它在街上、在人前，迎風獵獵，自以為義。而世界的不改乃至於向下，又恰恰好讓我們繼續為我們的憤怒、傲慢、「批判」與「實踐」添柴積薪。該是反省我們的知識與政治的無效，乃竟至於「自利」的時候了。時代早已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總是充耳不聞的要求：對我們所存在的鄉土、民眾與區域，我們當以更內在於自身歷史的方式，提出創新性的視野與開拓性的解釋。
而這樣一個新的思想與知識事業，必然同時也是人間的。這是因為，當知識界開始質疑長期以來作為它北辰的「西方」、「現代」、「公民」、「資本主義」、「全球」、「歐美中心」與「都會」時，它必須要以全新的勇氣和智慧面對它向來所無視或輕視的「鄉土」、「傳統」、「民眾」、「社會主義」、「區域」、「第三世界」與「後街」──而這恰恰是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中的「人間」，也恰恰是他在八○年代下半所創辦的《人間雜誌》，以及後來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落腳與用心之所在。
此刻，我們懷著戒慎警懼的心情，企圖承繼這一個從魯迅到陳映真以來的極重要但卻又被高度壓抑的在地左翼傳統。《人間思想》的自我期許是一個中文的國際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時，把自身更緊密地鑲嵌在亞洲與第三世界的內在。我們要重新連繫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開出更廣闊的人間視野、對這個危機滿布的世界提出更貼近歷史的解釋，並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人間思想》呼籲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東亞區域知識分子，共同為一個歷史的、現實的、人間的思想事業共同努力。
童清峰：人間思想開創新契機
12/09/2012 |亞洲週刊
受文化人陳映真的啟示，《人間思想》台北問世，面對全球華人社會思想界，開拓廣闊視野，尋找介入現實﹑開創歷史新契機。
在不景氣瀰漫的台灣社會，知識分子的理想性並未退縮，八月三十日一份引領思想的刊物誕生，讓很多人眼睛為之一亮。經過一年多的籌備，近三百五十頁的《人間思想》第一期正式問世，紅色封面配上一幀越南新娘望著鳥籠的圖畫，突顯出該刊雅緻莊重的格調。
目前人在大陸養病的作家陳映真，是這份刊物的間接催生者。大約五、六年前，以經營「人間出版社」維生的他，生活陷入困頓，不得不遠赴大陸開創新的事業，於是就把他多年來戮力經營的出版社託給當年白色恐怖的難友，由於這批人無經營文化事業的經驗，又把經營權轉給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是台灣左翼作家的重鎮，出的書獨具一格，晚近作品集中在揭破國家機器偽善面具的報告文學與創作等。為了承繼「香火」，呂正惠找到近年埋首研究陳映真的的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召集人陳光興、保釣作家鄭鴻生及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趙剛三人，一拍即合，決定出版雜誌，宣揚左翼理念。
陳映真是台灣老左派，也是台灣極具人道關懷的作家，他的作品處處散發對台灣底層的關懷，陳光興等三人先後受到他的思想啟發，包括第三世界論、對中國的認同及在地實踐等，因此不難看出整本《人間思想》幾乎就是陳映真思想的發揚，充滿人道色彩。
該刊發刊辭清楚揭櫫其崇高的理想：「本刊定位為中文的國際刊物，在深耕在地的同時，把自身更緊密地鑲崁在亞洲與第三世界的內在。我們要重新聯繫上並挖掘出區域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資源、開出更廣闊的人間視野、對這個危機滿布的世界提出盡量切貼的解釋，並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
陳光興表示，在台灣的脈絡裏面，八、九十年代很活潑的思想空間在萎縮，特別是跟左翼有關的這一塊，他們主要的動力是要承繼這個思想空間。但現在跟過去的語境不同，不太可能走回頭路，「其實我們想做的就是思想界的《亞洲週刊》，不能再關在一個特定的地點，要形成一個多元、相互參考的體系」。
相對於陳映真，陳光興表示，他們是戰後第二代，也是更年輕一代的左派，所關心的問題已經不是階級問題、民族問題了，「我們成員裏面，像何春蕤是性解放路線，我不敢說是更寬廣的，但至少表示這不是以一條階級路線在做區分的」。他認為不同的進步議題都能進到左翼的傳統裏面探討，包括他們對馬克思的反省，也有自己的面向，並不是全盤照收的。
有趣的是，《人間思想》的理念與老保釣有相當的重疊，其另一主編鄭鴻生當年正是保釣一員。陳光興指出，他們跟保釣有些世代的交叉，但保釣現在堅持完全鎖在整個民族內部的問題，用現在流行的語彙來講，基本上都是國家主義的立場，這跟他們的立場不完全一致，他們主張從民間串連發聲，而不是只從搶地盤角度出發。
陳映真統派立場鮮明，主持人間社務的呂正惠未涉編務，他對《人間思想》的唯一的要求是不可有台獨言論。這種對言論的自我窄化，有些人未必認同。當天的創刊發表會上，中研院人文科學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錢永祥也前來致意，他意有所指表示﹕「台灣看起來好像是很多元開放的社會，其實隱藏性的孤立或排斥還是蠻普遍的，這是對多元文化的反諷。」
具體參與就是保釣
《人間思想》不會只是思想的傳遞，如它的發刊辭所強調的，要「尋找介入現實與開創歷史的新契機」。具體的參與就是保釣問題，陳光興說，他們積極想要促成拉近保釣人士與沖繩之間的合作，「就像台灣跟大陸的關係一樣，不要把沖繩也當作日本的」。
跟所有嚴肅性刊物一樣，《人間思想》最大挑戰是市場，它的手頭不寬裕，負責印製的人間出版社只有一個專職人員。「慢慢走吧！」陳光興顯得意氣風發，希望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