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

27/07/2013 |赵鼎新|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2年6月25日，第74期上海发展沙龙在上海举办，主题为“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本文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在活动中的演讲。

乔依德：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了赵鼎新教授为我们做演讲，赵教授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84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的昆虫生态学硕士，90年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来改学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常年致力于政治社会学，以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他有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他研究的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他今天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欢迎。

赵鼎新：谢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共享一下我最近和一个学生写的一篇文章。首先想说明，我并不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专家，这不是我的专长。我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稳定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一直很关心。92年的时候我在读书，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经济肯定能发展起来，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上一门经济发展课，我发表两篇文章，那两篇文章整个说法，经过这20年，基本都没有变化。所以我将20年来的材料补充一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那么快，那么成功。实际上我想说一点，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经验可循，没有模式可查。所以我这个题目叫《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和中国经济发展》。

一、基本概念和理论观点

大家知道，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多如牛毛，我不用过多解释了。比如科斯的理论就很有名，他拿了诺贝尔奖的。他的理论讲到产权问题，认为通过明晰产权可以解决外在性问题，从而达到社会最优。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产权改革。其实改革就是违法，比如小产权问题，违法多了，没有办法了，国家逐渐被迫承认了，就是改革。实际上改革就是把违法的东西变成合法化。当然还有一些近于胡扯的理论也挺多的，比如财政包干制理论，94年之前为了促进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搞财政包干，94年以后财政被国家收拢了，地方照样积极，对不对？这些理论，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所有理论都是有价值观基础的，这方面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根据价值观基础分类，无非是两种人，一种自由主义者，一种国家主义者。这两种人有一个共性，都把经济的成功归于国家的某一个成功的政策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且都认为成功的经济政策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我们的论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论点就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而在于有些改革举措产生了对经济发展来说是正面的意外后果，即Unintended Consequence，并且国家能够在一个国家主义式或自由主义式的政策的负面因素凸显时，利用手中的自主性突破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捆绑，出台新的对策。

为什么国家能保持较强的自主性？为什么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能运用手中的自主性不断出台“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举措，一左一右地把经济推向前进，而没有像文革时代那样把中国带进灾难？对于这些问题，国家中心论者不能回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能回答。

现在有些人说，中国改革进入深水阶段，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那是扯淡。改革是永远摸过去的，没有深水区的说法。那些人无非是想对中国的根本体制作出批判，让中国作出体制上的改革。这种想法是良好的，但是行不通。

我这里讲三个概念，1〉一个是“国家自主性”。一般来说，国家自主性越大，这个国家就会利用自主性做事，可以干坏事，也可以干好事。像文革时候，毛泽东的时代，国家自主性最大了。2〉第二个概念叫“绩效合法性”。我们知道，国家手上有权，就可以通过镇压，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让老百姓驯服，但是这个成本很高。所以国家要降低统治成本，就需要软实力，也就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基础无非有几种，一种来源于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时代，我们相信共产党，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还有一种合法性的理念是绩效，我们现在愿意服你管，是因为你给我们提供的服务不错，比如这几年经济发展不错，老百姓生活水平在提高，等等。合法性的第三种来源是程序合法性，我们喜欢狗就选狗，我们喜欢猫就选猫，这就是通过程序获得合法性。中国国家的合法性，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依赖于意识形态，现在逐渐依赖于绩效。3〉第三个概念叫“意外后果”。一般来说，我们搞改革不管出台什么措施，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在政策的推动下，它的结果和最初出台的动机，始终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个结果，我们一般把它称为Unintended Consequence，这是什么决定的？是社会结构决定的，是人在这个政策推行过程中，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从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角度来说，过度强调中国的改革政策就有问题了。

科学解释都是争取自变量要少，因变量要多，用很简单的信息去解释更多的东西。现在好多传统的理论去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只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不能解释其他相关现像，比如为什么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城市的沿海地区，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为什么中国重大的改革突破主要发生在90年代，而不是发生在80年代，不发生在70年代末？为什么中国最近左倾思潮有所回升？为什么中国社会政策成了今年改革主轴了？中国这30多年，国家政策改革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在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完全没有缓解国家的执政压力？一直以来中国的执政压力始终是居高不下，但是比较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真是世界上目前发展最快的，老百姓时候水平提高的最快。这两点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执政压力这么大，总是感觉好像革命马上就要到来的这种感觉？

首先要认识到，中国改革的成功，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呢？要改革一个国家，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一个是现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最大问题，实际上都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它没有办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是中国有个什么好处？我们老祖宗建立的国家，虽然它的价值观是孔教价值观，但是它的国家形式，很像现代国家。比如中国具有自己的天命观。这个天命观很重要，古代的皇帝一旦干不好了，发洪水了，大家就认为要换天命了，这时候就给农民起义天生的合法性。古代的国家没有目标，国家就是维持政权，但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还要给社会提供很多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好处。

第二，咱们在孔孟文化下有个好处，能够建立很强大的认同感。为什么会建立强大的认同感呢？这是题外话，不讲了。但是这个认同感的结果，导致中国目前有92%的人认为自己是汉族。实际上，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汉族是94%，现在跌了一些，主要是少数民族生小孩生的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好多汉人干部在新疆、甘肃一带，自己把儿子强行改成少数民族，为了拿好处。这种认同感有什么好处呢？国家的建立，要把人的认同感建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其他国家地区建立认同感，基本上只有一个手段，就是“杀”。像东欧的一些国家，就是赶尽杀绝，以此使得国家的民族变成好像是单一民族了。但中国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古代老祖宗已经帮我们解决了。

中国长期有科层制，就是官僚体制。和发达国家比，中国目前贪污腐败肯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和第三世界国家比，中国贪污腐败真的不算太严重。为什么呢？咱们中国有科层制度，这是我们的历史红利。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历史红利，比如：我们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意外地给中国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毛泽东49年以后的政策，那是胡扯，但是倒也不是完全胡扯，为什么呢？这个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搞文革，说老实话，中国改革不可能那么成功的。当然你不可能说毛泽东搞文革是因为今天改革。为什么？因为文革时期中国搞自力更生，尽管经济效益非常低下，但是形成了门类非常全的工业体系，导致中国搞改革的时候，什么都有，这也是第一个好处，使得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全面铺开。第二，中国的教育普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素质比较高的群体，经济要发展，就需要有人。劳动力普遍都读6年到9年书，这样他八个小时工作能干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中国好多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接触到工业技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一个教授7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国来，他跑到延安去考察，那个村长买了台拖拉机回来，开不动，结果那帮农民来了，把地上铺下大油布，把拖拉机拆了几百个上千个零件，带回去重新装上，就开了。他说这在美国的工程师都没有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五小工业规模小，说老实话，很多情况下就是浪费，但是作为农民，通过五小工业开始学会怎么做工业了。此外，知青上山下乡，给中国带来新的思想、生活方式。还有一点，如果没有文革阻碍自然的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就会很麻烦了，说老实话，至少50、60年它才能消逝，但这么长时间之后，中国做生意的人，像荣毅仁什么的，早就死光了。所以中国的文革，实际上大大加速了共产主义革命政权走向执政政权的道路。文革加速了极左思想的式微，促进了国家合法性从意识形态到绩效的转变，使得中国能在文革后迅速走向了改革。苏联改革为什么很难？戈尔巴乔夫做不好，就是因为二战导致的：没有二战的话，苏联到50年代、40年代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斯大林模式不行了，但是二战导致了斯大林模式的延续，一直到战争之后的恢复，都比计划经济模式有效，快。但是它效益特别低。到苏联最后想改革的时候，企业董事长已经不多了，这时改革是非常难的。这些叫意外后果。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

下面我把中国改革开放分成五个发展期。我要强调的是，在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动力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始终是和国家的合法性压力一致的。在座的好多都内行，具体的改革措施我都不说了。

（一）绩效合法性的复兴：1978—1984

第一个阶段，是78年到84年，中国出现绩效合法性的复兴。绩效合法性在中国古代就有了，但是文革时候和文革以后，中国虽然也讲四个现代化，但是实际上在又红又专的标准里实际上主要都讲的红，不讲专。所以，实际上绩效合法性那个时候在中国是很不重要的。但是78年以后它复兴了。当时中国有了不少改革改变，比如企业承包责任制，财税的划分，分级包干制，在中国建立开放领域，建立经济特区，有小的私有制，比如买个西瓜，卖个瓜子，卖这种都可以，个体户合法化了。还有，80年代在农村推广联产承包制，这都是初期的改革。

但是大家都知道，初期的改革除了农村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使得好多搞不清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实际上中国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但是城市改革都没有成功，只有农村成功了。因为农村通过改革制度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种地就成功了，不需要其他制度。积极性上去了，一切就成功了。政府一看到农村成功了，就跟着农村走了，很多知识分子就唱农村改革成功，有的为中共唱赞歌。有人说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民的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搞改革，实际上中国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只是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事后再写历史，为什么中国改革从城市开始，不是从农村开始呢？中国文革结束后，国家的合法性压力、执政压力，主要来自沿海城市，1700万知识青年要回城，城市就业当时一塌糊涂，城市里老干部要平反，知识分子要平反，老的财产要退赔，当时城市中闹事很普遍的。所以改革的方向始终是在国家的执政压力点上。

为什么说绩效合法性的复兴，而不是讲全面的绩效合法性？当时邓小平他们这代人都是老一代革命家，他们绝对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邓小平他们实际上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无非就是觉得毛泽东这条路行不通，所以搞改革。所以这时候中国大多数高层官员，一方面认为改革开放势在必然，另一方面仍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看成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对国家自己刚刚获得的绩效合法性身份，其实并不怎么适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总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当国家领导判断它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就会开展反精神污染、严打、反自由主义等等政治运动。反精神污染的时候，我们当时都刚刚毕业，自由化的时候，我刚刚出国，这种运动一来，我们当时气的要死，但是回过头来想，实际上是国家对它的绩效合法性认同还没有接受，所以寄希望于意识形态合法性。但是，农村改革的局部成功以及一些改革的不成功，都带来很大的意外后果。比如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带来剩余劳动力问题，进而出现中国第一拨农民的打工潮。但是当时由于回城的知青，城市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当时回城人怎么找工作，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当时是国有企业为主的状况。当然，沿海搞了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搞倒买倒卖，以前叫投机倒把，现在叫流通。流通的确给地方经济带来很大的活力，但是这不但没有缓解中央的压力，反而使更多的地方向中央要求开放优惠，他们搞特区，我们也想搞。同时期国家还面临着执政压力，在政治方面对文革灾难的反思，以及在中国产生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当时的自由主义，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的自由主义，它不懂自由主义，只是对毛泽东时代强大政权的力量吓怕了，并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

（二）失败的城市改革：1984—1989

然后中国就跑到了第二阶段。实际上农村改革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改革，但是它却成功了，随后，84年以后，中国全面推行城市改革。84年—89年，我把这阶段叫“‘失败’的城市改革”。这个失败，我打了个引号，因为当时来说是失败的，但是它建立了好多基础，好多制度设施，好多经验，对90年代的改革成功有很多好处，所以我打了引号。

这阶段的改革包括：进一步扩大国企自主权，经营承包成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方式；合同工的出现打破了国企职工的铁饭碗；1984年底，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在1980年“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基础上，又进行两次调整，巩固和加强了财政包干制；在原来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又开放14个沿海城市促进外商直接投资；1988年又进一步开放海南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改革开放向内地扩展。但是这些改革大多数都没有成功，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产生了很多意外的后果。比如说国企自主权和双轨制改革，就带来了中国最早的贪污腐败。这实际上为中国8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带来了很大的伏笔，并迫使中国在90年代以后把“反贪”和“德治”纳入国家绩效合法性的范围。原来80年代绩效合法性，主要是经济发展。然后，沿海的特区、各地经济发展为中国带来倒爷和脑体倒挂现像。当时的脑体倒挂和现在不一样，现在首先没有脑体倒挂，现在的知识分子，那些复旦的教授，一年到手一二百万是很多很多，这是说文科的，理科的更不得了。但是当时，你们年轻人没有听说，造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一个国家要稳定，无非是政治精英笼络知识精英，知识精英造舆论来欺骗老百姓，这样国家就成功了。当时，我们是高级劳动，人家是低级劳动，高级劳动的钱不如低级劳动，我们气的要命。我当时86年出国，很大的原因也就是受不了这种脑体倒挂。更重要的，一旦价格开放，在计划经济下的稀缺商品马上就会涨价，所以在80年代末，当时不少副食品涨价超过50%。现在中国这几年涨价也蛮厉害，但是还没有超过当年50%的水平。假设现在价格涨50%，其实问题也不大；当时老百姓有70%左右的钱花在吃上，所以一涨50%，差不多钱就用光了，因此怨声载道。这也就导致国家在1988年不得不采取了紧缩政策。

这时候的改革导致了一些正面的意外后果，比如，当时的经济亮点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事后也有好多经济学家说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实际上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想过改革这个东西。原来的生产要素，钢铁，原料，都是国有企业配给的，改革双轨制，私人企业可以买了，在体制外买，计划外买一部分。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有的国有企业如果生产好，买进来的钢铁不够的话，可以在市场上买一部分。结果，这笔东西好多让乡镇企业和地方小的国有企业买走了，为什么让他们买走了？因为在财政包干制下面，地方财政，就是乡镇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就成了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一个载体。所以，大量的地方政府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拼命支持。为什么？它好多钱，小金库的钱，全部在乡镇企业里面弄的。这样，乡镇企业就有了迅猛的发展。这个发展并不是国家的改革目标，但是好多人都是当时乡镇企业时期发展起来的。所以，当时很多人把乡镇企业的成功看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了。

但是实际上，从当时中国全局看，应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也就是说，各种不满的声音和力量，在社会上逐渐在汇聚。汇流的结果，就是89年的学生运动。这个方面我专门写了一本书，我改行从生物学转到社会学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研究89年的运动，我花整整十年。当然这个话题今天比较敏感，我就不说了。当时为了摆脱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困境，国家大搞爱国主义教育，北大、复旦搞新生军训，但是根本没有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只有一个意外后果，就是导致中国这几年民族主义势头越来越严重，起源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三）彷徨与清醒：1989—1992

然后中国就步入下一个阶段，1989—1992年，我把它叫“彷徨和清醒”。为什么？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掌实权的还是改革派，当时主要的改革措施，比如成立浦东开发新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都是在那一阶段。当时好多改革措施还在进行，但是表面上，中国那三年是非常沉闷，像我们好多人当时决定不回国，就是因为这三年，觉得这个国家怎么办？觉得完蛋了。

（四）国强民弱的发展：1992—2003

随后中国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叫“国强民弱的发展”。

这个阶段，92年到03年，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以前，起点当然就是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像征绩效合法性的全面回归与左倾思潮的消沉。一般人都认为，89以后把中国的自由派打掉了。实际上89打掉的不是中国的自由派，真正打掉的是中国的左派。因为89以后，邓小平起用了一批左派，92以后，左派声音则被彻底打灭。之后的十年，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左派声音的。近两年，左派又起来了，但那个阶段的十年，左派声音没有了，当然这也带来了很多正面的结果和负面的结果，我们待会会说。

还有一点，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大大加强了。从89以后，大家对这个国家特别失望，但是实际上以后的十年对这个国家信任度反而增大了。为什么呢？92、93年，香港、海外报纸，一说中国党内斗争，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在斗，香港台湾的报纸、国内的谣言都有。我到北京去玩，整天就听那些谣言。谣言都是胡扯，但是听民风我能听出来，谣言突然之间变了，就是党内权力斗争，谁和谁在争权夺利。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明了，社会各层，通过邓小平南巡，大家都认识到，改革是共产党唯一可走的路。从这个意义上看，80年代我们这代人对共产党非常不信任，以为动不动要回到文革了，比如巴金等好多人都是，我们整天就想文革再来怎么样，共产党改革政策能不能持续。到90年代，我们知道共产党除了改革，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老百姓对中共的信任度是大大加强了。

这个信任度给中共很大的自主性，因为中共政策，有时候调整，有时候改革，有时候收缩，有时候开放，我们就认为这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比如88年经济紧缩，在我今天来看，那个时代经济成这个样子，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杠杆，只能搞行政政策，我当时认为这并不像征着国家在走回头路、不搞改革了；但是在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当时都说中共决定不搞改革了，要走回头路。为什么？当时我们对中国不信任。所以92年以后，共产党还是自己主动搞改革，大家都知道，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这是共识。当时出了不少政策。1992年3月，国务院终止了实行了三年多的紧缩政策。同年9月，国家除了保留89种战略物资的物价管理权外，全面放开了价格管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国家的财政收入猛增，地方政府小金库受到了遏制。打破了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开启了各地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竞相“招商引资”为主的新发展道路。1995年，国家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企，允许其它企业租赁或转让。开启了实质上的国企私有化道路。外资和合资的壮大。但是这些政策也产生了不少意外后果。90年代的改革政策，成功的、半成功的都有。

但是这些政策，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结果。比如，第一，当时财政包干制改革，原来财政都是地方包干，朱镕基时代则将财权交给中央，中央再返还，搞这种模式，好多地方都穷掉了，这样地方政府支持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就不高了。90年代外资企业起来了，大型的私人企业起来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所以乡镇企业没有办法做起来。还有别的问题，比如农民失地，农民闹事，大量的农民税收，为土地抗争，都是95、96年以后，为什么？城市扩张，郊区变成城市了。现在老百姓的维权意识特别高，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在左的思想上失语了，才导致了社会下层的一批人没有人给他们说话，所以导致了农民失地、为土地闹事越来越多了。还有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失工失业，导致工人和复员军人闹事。此外，贫富差距加大，官员进一步腐败，城市医疗保险制度90年代就彻底垮了，这两年才刚刚开始恢复起来。还有环境污染非常厉害。这两年我把它叫反应性环境抗争兴起，中国环境抗争有两种，一种是北京的自然阵营，专门管金丝猴、原始森林等；还有一批人，中国大量的环保抗争都是发生在金华这种地方的水泥厂，长兴的矿厂等，在浙江一带。一般是突然这个地方人得一种怪病，然后慢慢开始抗争。老百姓其实很可怜，好多怪病其实他们都知道，早期他们能忍受，为什么呢？那个厂效益好，每年给村庄钱，他们不在乎。但是那些厂都是低技术的低效率的，这两年利润越来越低了，回馈村人是拿不到了，病凸显了，于是老百姓不干了，闹事越来越多了，要把企业赶走。

所以，此后中国共产党感到执政压力不是80年代的那种执政压力了。因为中共80年代执政压力，主要都是和“学运”、和文革有关，因为文革带来了大面积的、一个一个群体对中共政策的愤恨，我们当时插队落户的1700万人都想进城，55万右派都想平反。这个压力，直接危及中国的政策了，爆发就是“学运”。但是90年代，突然压力增加很多，但是很分散，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中国政权本身实际上压力并不是太大。但是中共真是怕了，他以为这种东西会危及政权，实际上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能危及政权。这就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十年经济成功的同时，带来的负面结果的一种反应。于是中国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把它叫以“社会政策为导向的发展”。

（五）以社会政策为导向的发展：2003—现在

一般来说，经济要发展，集体行为就不能太多，不能老百姓动不动搞工会，搞抗争，这样的话生产成本要提高，经济发展不起来。但是中国这几年，老实说，是到处闹事、风起云涌，但是中国经济照样在发展。为什么呢？中国这几年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发展，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的经济政策，而在于社会政策。

如果说92年到03年左右，主要靠的是经济政策促进经济成功的话，03年以后，逐渐地演变成社会政策促进经济成功了，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越来越大。2002年新一届领导上台以来，在保持原有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把注意力转向旨在减低社会各阶层区域经济之间差距的社会政策层面。这个我们称为“胡温新政”，实际上就是保持中国经济改革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到社会政策上来，更多地把国家的力量投入到社会层面。

为什么会投入到社会层面？因为执政压力越来越大。中国改革的方向，总是执政压力最大的方向。这些社会政策对经济改革发展的贡献，讲穿了，就两点。第一，维持社会稳定，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政策，没有社会福利，没有中国的扶贫，这个社会有可能就要乱了，因为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很重要一个环节。第二，国家的巨额支出引发了投资拉动性经济增长，现在到处高速公路，高铁，飞机场。中国和印度比，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好，最显然的是印度连个高速公路都没有，中国高速公路到处都是；中国的飞机场，好多基础设施，现在都已经大大超越了。但是这些东西要钱投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这几年的社会政策改革主要有哪点呢？第一就是加强维稳。据说中国最近几年维稳费已经大大超过军费，这个数字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中国维稳费的确非常大。第二个就是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开始逐渐建立了，加强扶贫，减免农业税，农民种地能得到补贴。最近几年，因为想知道中国的贫困情况，中国的100个贫困县我走了不少，包括大别山地区，红安，麻城等等。到街面问问蔬菜多少钱，发现他们蔬菜价钱和上海差不多，比合肥还贵，我说你们当地卖这个价位，当地人怎么买法？他说我们当地人很有钱。我说当地人怎么会那么有钱，他就跟我算了，我们农民不种地，一户人家差不多能分到6、7千，主要是退耕还林等费用下拨，然后稍微种点地。再比如说，新寨县财政收入3亿，财政支出10亿，8亿多是国家扶贫补贴，这8亿多我看实际上是浪费掉了，盖政府大楼、造大马路，但是这些东西需要人，需要砖，需要很多东西，它的乘法效应很大，所以把这个县带得差不多富起来了。再比如宁夏固原，我问固原县委书记：你们这150万人，有多少人没有实现温饱？他说6万人。我说我是不是能去看看这6万人，他说你看不到。为什么？你来两三天怎么能看到？你住一两个星期还差不多。我问为什么？他说，只要是通路的，都行了；只要在山上的，都还没有实现温饱。但是那些人不肯出来。他们想把那6万人引出来，只要他们住在路旁边，就不贫了。但是这批人住不惯，把他们调出来，他们又走回去，怎么都不肯住到离县城比较近的地方。所以这些人非常难解决温饱。07年出台了《劳动合同法》，这个合同法一出台，尽管最近几年上海的白领工资都没有怎么涨，但是上海端盘子的工人们工资都涨了，五年前好多端盘子的工资8、9百，现在至少两千多。这个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左倾思潮的回复，和劳动法的建立有大关系。还有九年义务教育制的建立，都让贫困人口减轻了负担，相当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中国过去增长关注GDP，现在关注搞绿色GDP，等等。总之，社会政策实际上是中国最近十年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些改革通过巨额支出拉动经济增长，基础建设包括机场、铁路、高铁等等，不但大量投入本身造成经济增长，而且大大减低了人员和商品流动的成本，还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再比如中国的家电下乡，如果没有家电下乡，中国大多数家电企业差不多垮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有好几个家电，买一个也不容易坏，但是保证了相当多企业在目前还在生产，一定程度上还能获利。还有一点，央企背景的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推动了房地产产业的膨胀发展，因为房地产需要砖瓦，要有钢铁，要有水泥等等，所以房地产整个带动的乘法效应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这些政策带来了好多意外后果，第一，现在中国的维权，就是给上访加钱。上访是合法的，闹事是不合法的。这个上访加钱的手段激发了中国百姓的欲望，使得他们的维权意识增强，对国家的依赖性不断增加，社会抗争有增无减。目前国家处理群体性抗争的手法，既培养了民粹主义，又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领导，还不能把群众性事件纳入制度的框架里解决。如果说90年代到21世纪初弱势群体的问题很严重，那么最近这几年，说老实话，谁敢闹事谁就狠。这就给中国的民粹主义的发展和左倾思潮的回潮提供了土壤，并为一些人提供了挟民意以令天下的可能。因为这篇文章刚写完的时候，薄熙来还没有倒台，我写这句话主要指薄熙来，现在不说了，他就是挟民意以令天下，这会影响国家的自主性，并且为政治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虽然现在他垮台了，但是这种挟民意以令天下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第二，中国基础设施现在已经介于饱和，它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减弱。基础设施投资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削弱了中国的民营经济市场力量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力量不断增加的担忧和批判，以及对特权阶层的日益不满。这两年，所有做生意的私营企业家面临银根收紧，他们的空间在变小，负债变大。我记得去年有一个俱乐部，像这样一个浙商俱乐部，在浙江做报告，一些人直接举手跟我说，你说现在我们应该把资产全部转到国外，还是转50～60%？第三，在这几年，人口红利马上要没有了，中国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从粗放的经济发展转成集约性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行政条令的干涉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行政化，知识分子官气十足，学风腐败，学术粗糙，中国大学基本不具备领导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中国的硅谷和美国的硅谷完全不一样，中国的硅谷、北京的硅谷，那是什么硅谷？是投机倒把市场。

这些问题就造成了中国目前的这些执政压力。实际上胡温这十年，老百姓确确实实拿到了不少好处，但是老百姓一点都不满意。所以，以后一届领导，肯定会改弦易张。我认为，面对这个压力，中国新的领导人肯定会出台不同的政策。但是有一点，既然绩效合法性还是国家的主要合法性基础，国家就得为增加绩效作出极大的努力。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不一样，绩效合法性是“当官不为民作主，就得回家卖红薯”，在美国这个国家，当官不为民作主，他不需要回家卖红薯，你选我选错了，那是你的错。绩效合法性有一种天生的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太好检测：你不成功，你就不合法；你成功了，老百姓欲望就提高了。所以，绩效合法性是不稳定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政策会提高老百姓的欲望，失败的政策会产生针对国家的不满。同时，国家绩效越好，国家能力就越要加强，而国家能力一旦加强，知识分子就担心国家在追求绩效的同时不断走向强势，并对国家走向强势进行批评。不管国家的实际表现如何，在中国，它的执政高度会居高不下。

但是这个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厉害的地方，往往这个国家内在张力最大的地方。西方资本主义怎么形成的？西方社会自从西罗马帝国垮台之后，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稳态，就是知识精英、权力精英和商业精英的斗争，始终没有稳态。它先是国家和教会斗，然后国家和贵族斗，到了15世纪、16世纪，中产阶级起来了，资本家起来了，国家又要和资本家斗，始终没有稳态。这种磕磕碰碰，给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成功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张力。中国这两年经济为什么那么成功？就在我们的绩效合法性。但是绩效合法性成功过程中，因为绩效合法性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所以使得老百姓非常不舒服。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就在于绩效合法性的不稳定性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躁动，这个躁动是国人的浮躁和机会主义者的特征，身处其间的人，觉得矛盾四起，但是它同时也赋予中国在历史上少有的生机勃勃，推动了中国经济在跌跌撞撞中发展。

所以，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可能会由绩效合法性来敦促这个社会发生革命，也可能是良性循环，我把它叫程序合法性，也就是搞政治改革、搞民主化等等。到底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知道，一旦搞了民主化，老百姓是不是拿到像今天这样的好处？是绝对不可能的。经济是不是像今天这么发展？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政权对中国人来说太好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政权好，这个政权之所以那么好，是因为你们“坏”，你们哪天变好了，这个政权要变多坏可以变的多坏。就是说，咱们中国政府也是deserve像你们这样“刁”的“刁民”。这就是中国。但是这个“刁民”，和小心翼翼的当官人在一起，导致中国经济如此成功发展。这是我今天发言的核心，谢谢。

提问与讨论

乔依德：刚才赵教授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别开生面的演讲，他讲的确实跟我们平时听到的或者平时理解的很不一样。平时我们往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存在的很多问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赵教授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30几年走过的路，以及目前存在问题的性质是什么，以及今后发展的趋势。下面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或者做一些评论。

提问者：感谢赵教授精彩的演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回顾了30多年的历史。我想说的是，首先，对前面农村改革和后来的乡镇企业，我想是不是这样，因为所有的经济，最终是为人服务的，所以当时中国主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因为生产是第一需要，所以要搞农村改革，它解决了原料和吃的问题。后来的乡镇企业，我看它是解决原料多了之后，怎么加工的问题，当时乡镇企业两个最典型的人物，一个是卖瓜子的年广九，一个是海盐衬衫厂，他解决了棉花的加工，衬衫厂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对于您后面讲的两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你在讲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的两件大事好像你涉及得不多。一是胡温执政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平均每年10.5％，但是相当部分是出口拉动，但这一点你的分析中好像缺少了。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人的居住水平超过了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这个背后是城市化财政的问题，政府把房价拉上去。这个土地财政解决了你说的财政包干之后、分税制之后，地方财政没有钱的问题。那么，你如何评价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现在政府已经把地卖光了，要把农村赶上楼，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回到家乡，全部变成高楼了。这个摧毁了中国的2千多年孔孟之道，中国文化的载体，这些在农村全部没有了。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赵鼎新：你提到的这三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乡镇企业，当时原料加工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江苏的乡镇企业，面很广的。实际上乡镇企业，它是有缝就钻，并不是有人要解决什么问题，也没有中央专门设计方案，政府支持乡镇企业是因为地方经济，实际上是有利润的话他就出来了。农村也是，农村改革最早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安徽那些农民太穷了，收成不好，就自发改起来了；中央后来发觉本身要搞改革，所以今年你不合法，明年就合法了。当时中央实际上当然也不是主要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农村吃饭的问题还没有影响到执政。他们执政压力不在农村，而在上海等城市。但是农村改革很容易，因为就解决吃饭问题，不需要任何资本配备。但是城市改革需要很多资本配备，是比较困难的。第二个问题是出口拉动。的确，中国的成功，出口是很重要的。但是问题有一点，假设没有出口，它可能想别的办法。我认为，出口既重要，也不重要。它是非常重要，实际上中国享受了资本主义贸易的最后一拨；如果出口彻底没有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出口没有那么强势，可能中国内需会提前加大。我们中国现在好多西方经济学家，我从来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呢？我一开始相信他们，80年代末，我刚出去，他们说中国要垮，道理讲的好好的；90年代初，他们说中国垮，结果也没有跨；看到中国银行的资料，说这个银行不垮怎么可能？结果中国银行没有垮。国企改革了，他们说这玩意肯定不行，中国那么多国企，怎么改？结果呢，稀里糊涂改掉了。可见，每一步改革，中国的经济没有一天健康过，这是从市场经济意义上说。中国这两年在东莞一带有好多企业倒闭，所以贸易方面这两年压力大，但是中国的经济指标增长还是蛮快的，我跟浙商老板聊天，他们说美国还在经济危机，实际上我们早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实际上是这条路一旦堵住了，别的路自然出来了。关于农民上楼，这两年到处有人说，但是你说把中国孔孟文化打掉了，这个不对的。孔孟文化不是靠农民上楼打掉的，实际上中国早就打掉了。这两年我到农村跑，看农村的宗教，中国现在的农村多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发展最快的是家庭教会。70、80年代，我们当时也经常下农村，我当时做昆虫，经常下农村。当时农村里最盛行的民间宗教，比如浙江，有舞龙灯，叫板凳龙，现在我看板凳也还放着，我问：你们舞龙还舞不舞？他说我们有三四个老头还在舞。当然现在是老头，原来是小青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农村空了，男人全走掉了，没有人舞的。所以，实际上在农村上楼之前，由于多种原因，咱们的孔孟之道早已经逐渐被拿掉了。孔孟之道作为意识形态，一定要有载体，否则意识形态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是谁都不服谁的。所以孔孟之道作为强势意识形态，要靠考官制度，要靠国家支持的制度来维持。现在这个制度体系没有，就是孔孟之道没有教会支持了。不像西方宗教，有教会。我们这个宗教，孔孟之道，它没有教会。没有教会，它就是一个哲学。光是哲学有什么用？所以，实际上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孔孟之道始终在被摧毁，把老百姓的传统生活方式摧毁了。这个摧毁，我是很反对以国家立场那么做的。再比如上海话，现在几乎都摧毁了，我在上海找说上海话的机会都不怎么多。上海话从来就在变。我记得有的人比较保守，说现在上海人“我”不会讲了。实际上从开放的心态说，其实这种变化也没什么。这一代人认为是变了，下一代人还愿意住楼了。但是它由政府出面，是比较强制的手段，这是不好的。应该让社会比较自然地变化比较好一些。我是认为这样。

提问者：我提个问题。我们新兴产业的开放政策、优惠政策，都是国务院常务会提出来的，但是去年的文化产业开放上市，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来的。那么我的看法就是，文化产业不是一个广义的文化产业，是一个狭义的、党的意识形态管的资产上市。请问赵教授，你认为这个动作是否意味着，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党产总有一天要和国产分离？

赵鼎新：这方面我不是内行，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文化产业上市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取得市场支持，国家不需要花大量的钱来养他们控制的舆论而已。但是有一点，一旦有市场控制了，还会形成一定的变化。比如，在国家控制期间，我们的报纸，基本上就是国家指令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报纸多样化了，比较左的像《环球时报》，比较自由主义的南方系，南方系的价值观我倒蛮认同的，但是从新闻道德上我认为很多都是垃圾。你再为社会下层说话，也不能造谣，他们南方系造谣蛮厉害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你是拿不到的，你作为新闻记者采访，一个20～30岁的小伙子跑到农村，把人家什么东西、帐本都翻出来，这肯定在胡扯、胡编，或者是听某个人道听途说听来的。有些材料，你一般的记者是拿不到的，他们却大量的拿到，还说的那么触目惊心。但是，从我们社会多样化的角度看，这是好事。现在咱们中共控制的核心舆论，除了疆独、台独，明天马上要搞民主化、搞革命之类的，他是不干的。其他的，比如现在说个民主什么的，没有事情了。这就造成一大批灰区，就是半合法，留给我们记者打擦边球。所以中国的声音，这几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多样化。这样做会带来不少正面的结果。

提问者：首先非常感谢赵教授，我们这边听过很多次讲座，你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视角。有些社会学家会具体分析一些事件，而你好像是用一些理论假设来解释了我们过去的30年。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新的见解，但是我更关注的是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你在最后的结语里面简单提到了一点。我在想，绩效合法性还会这样子继续下去，但是恐怕我们的领导人要走到所谓的程序合法性，这个暂时还不会。我想问的是，按照你的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里面，中国的发展是不是跟过去一样？现在矛盾还是很大，会不会有一些意外的东西出来？

乔依德：接着他的问题，我再说得明确一点。我看过你有一篇文章这样讲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比较强调，或者过分强调绩效的合法性，而西方国家、发达国家，比较极端的强调了程序的合法性。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要稍微折中一点？拿我们中国来说，就是要考虑除了绩效合法性以外，是不是也要考虑程序的合法性？

赵鼎新：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观点。稍微多讲几句，第一，中国现在并不是没有程序合法性，党内程序已经蛮严谨了。这次薄熙来事件的好多谣言，中国人还会相信，其实有些东西是真的，有些是假的、谣言。再比如去年谣言传的江泽民去世，我到北京了，还有很多人跟我说。我说这个东西不可能，现在这个社会，没有必要去保密不发布。这么做干什么呢？后来听说江泽民住在医院里，身体有点小病而已。其实也不是小病，他得了一种病，在非洲感染的，但是它当时已经好了，只不过身体比较虚弱，医生不让他出去。结果当时谣言传的厉害。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中国这个社会，党内的程序有个特点，就是党内的程序是高层的程序，只有共产党高层知道，共产党中低层干部都不能讨论的，社会更不能讨论。其实党内有另一套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大家不允许讨论。这是一个问题。程序合法化，主要是要全民都认同的程序合法性。所以，全面认同程序合法性，讲穿了，就是通过某种方法，经过选举，多党制也可以，单党、两个人选举也可以，直接投票也行，搞间接投票人也行，要通过某种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中国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刁民”政策就有好处了。在中国长期对政府有绩效观，天命观，对政府绩效的要求比美国对政府要求高，这导致中国社会在民主化以后，政府很可能在绩效上下的功夫要比美国政府大。美国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你当总统以后，绩效就是嘴上说说，无所谓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讲穿了，就是一种平衡。至于中国以后怎么走，我真不知道。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1904、1905年把科举制度打掉，中国20世纪最大的官僚体制困境就是官吏合一，从而没有真正的政治家。比如像王乐泉，新疆书记，原来是封疆大吏，出了事就要把他拉回来革职发配了。因为一个封疆大吏，作为政治家的话，首先是为老百姓好。但是所谓政治家，如果出现杀人事件，第一得镇压，马上得镇压。第二，如果我不敢镇压，没有办法，汉人要反抗，这时要反着打，你如果杀掉一个汉人，我也要汉人杀掉你一个，血要大家流的。这个流血，对大家有好处的，大家受个教训。流血是个谈判的过程。否则，维吾尔族人杀掉汉人，汉人不让杀维吾尔族人，这一来不得了，杀人就是没有代价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新疆这两年闹事闹的厉害，就是缺乏政策。每个人当封疆大吏，要保官，要往上爬，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中国一旦没有政治家，只有官吏，每个人都只想保位子，这种情况下，谁肯搞改革，搞那么大的动作？最后总是小打小闹还行，我们这种话它不见得听。绩效合法性的性质我在国内各种场合，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肯定传到他们耳朵里，多多少少会传到一点。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很不稳定的一种政权，政权一定要想办法建设到程序上，要让官员觉得当好当坏无所谓了，这种政权才能稳定。当然，当官要为老百姓做好事，这是应该的，但是同时，合法性重心要建立在虚处，而不是在实处。这个问题，说说是容易，一旦中国要改革，大家就怕。一般不学历史的人，都以为，要革命了，要声援，对政府不满了，大家老百姓都反对政府。其实这都是革命者写的书。真的革命来了，真正同情的、支持革命的，只有2%～5%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的，有些人稍微有点同情革命而已。咱们年纪大的人知道，89运动的时候，并不是说当时全国好像都在反中共，但是到那时候形成多米诺骨牌了，社会矛盾加大，进而统治者进行强硬镇压，民间就形成同仇敌忾了，那时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社会矛盾加大。所以政治家搞改革，往往在危机之前。我们中国实际上就是缺少邓小平这样的，但是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的。他是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中国缺少政治家，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好多场合下用不同的方式全面支持中国的高干子弟上台。中国现在习近平上台，中国必须是高干子弟上去，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从父母那里获得了经验，而且他们敢担当。这些人里面还可能出一两个政治家，如果到红三代一出来，里面就没有政治家了。中国89年的时候，如果当时中国走向苏联东欧剧变的路子，其实会是蛮惨的，因为当时中国要市场转型，政治转型，中国教育体制，中国的通讯，中国各方面和苏联都不能比，苏联转型都很不成功。但是中国现在要转型，不会乱了，不会大乱。为什么？中国经济转型差不多已经成功了，中国就单向转型，政治转型成功就行了。这时候社会代价会小很多，所以其实也不用怕，一个短期振荡，可能就过去了。

提问者：我问一个问题，你是一个社会学家，你刚才谈了好多方方面面，我们国内的政策，从医保到农民到房地产等等。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社会现像，就是改革开放对于整个经济制度的宽松是很重要的红利。然后到了01年以后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国内的经济制度和国际WTO制度保持一致性，又是一个重要的红利。这么大的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发现，你整个谈的内容里面没有给予相应的权重。这是第一个。另外，现在这两块红利，还有人口红利、经济制度的改革开放等等因素产生的效益，我们已经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了，那么今后该怎么办？

赵鼎新：我想如果我这个文章要再改，估计要把这两个红利要多讲一下。第一，我同意你们的看法，这两个红利对中国的经济效应非常大。第二，这两个红利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红利，假设把它大大缩小，中国经济是不是会不成功？照样成功。只不过和现在形态有点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成功，按照目前的状态，是必然的，就是以什么方式成功可能会有变化。但是现在有一点确定的是，现在已经走入出口导向的发展了。如果一开始不搞出口导向，问题不大，他会以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在加入WTO，造就了出口导向，这时候出口导向变成重要了。一旦出口导向没有了怎么办？我想，这完全看中国能不能升级换代。因为70年代的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在那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搞出口导向改革，南美在改，东南亚也在改，当时出口导向经济都很成功，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很成功。当时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很成功的。但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一上来，当时出口导向经济大大缩减，特别是低端的出口大大缩减，结果导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就停滞不前了。但是，对东南亚国家，对台湾，对韩国，是个机会，他们反而抓住了这个机会，产品升级换代。实际上任何东西是挑战，也是机会。它是不是机会，就看国家在这个里面，是不是能当助产婆，国家是不是能够支持经济升级换代，关键看是怎么走向。这个还要看中国的国家能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在国家能力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国家的自主性在这两年应该说是不断的在降低。那么，它是不是再能够经受几次振荡？那就不知道了。

乔依德：我们时间不早了，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赵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最后有一个通知，下个星期下午我们有一个研讨会，通知已经都发出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收到。如果没有收到的话，可以问一下小叶。对大家参加我们的沙龙表示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