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行政院长”以“闷”字来形容当下台湾经济现状与困境。台当局“主计处”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只有1.67%，远不如预期，全年经济增长也下修至2.4%，“保3”都变的困难。那么，台湾经济困难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何在？“闷经济”的关键问题在哪里？各界有不同的分析与判断，有“外部经济环境不佳说”，有“投资不足说”，有“消费不振说”，有“代工模式说”，等等。至于如何振兴经济？则有当局提出的“促投资，扩内需、振消费方案”，还有“新台币贬值药方”，等等。
不可否认，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困难，存在的问题众多，诸如外部环境不佳，出口增长乏力，内部投资不足，消费不振，产业高度集中，缺乏核心技术，等等，都是造成台湾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但并没有找到今天台湾“经济病”的根源，只是表面现象或次要原因。
台湾经济的病源在政治，在于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泛滥。民主政治有它的价值与优势，但在台湾，民主政治与台湾认同混淆并交织在一起之后，民主政治变调，民主价值被扭曲，政治第一，选举第一，权力第一，经济发展被淹没，加上台式民主政治下民粹主义泛滥，两者相互结合，彻底扼杀了台湾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机会。
台湾经济发展放慢与衰落始于新世纪之交2000年的台湾政权轮替。台湾在被西方盛赞创造“东方民主奇迹”之时，却是台湾“经济奇迹”破灭之始。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党的权力游戏之争，夺取权力的手段是选举。为取得执政大位的竞选者，出于讨好选民的需要，除了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远大发展口号外，通常还会抛出提高民众福利待遇与降税的政策主张，甚至出现竞争双方的叫价竞争。在这样的体制与运作下，民众福利待遇不断提升，税收不断减少，逐步失去促进经济、调节分配的功能，同时造成当局的财政困难，推动扩大公共建设的能力下降，这也是台湾近年来当局投资下降，无法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夺取政权，一次选举的结束，又是下一次选举的开始，两党的存在与发展，似乎只是为了夺取政权，选举成为政治生态的核心，任何经济政策与改革，都会思考对选举与权力的影响，经济问题彻底政治化，彻底被边缘化。
在台湾，政党竞争呈现激烈的对抗性，两大政党的财经政策差异巨大，相互抵制，采取经济政策与施政上的不合作主义，执政当局经济改革推进非常困难，最后出台的改革方案，已与原先的设想有很大改变，成为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根本达不到改革的目的，证券交易所得税就是典型。在台湾蓝绿政党夺权斗争思维中，在野的一方，会极力抵制执政者的经济政策与改革，不让执政者顺利执政，不让经济形势更好，否则，在野一方就不会有机会重新上台执政。只有将执政者搞臭，让民众不满，在野者上台的可能性才会大大增加，这正是目前民进党的最大策略。这一恶性政治斗争，造成台湾经济恶性发展。
当下台湾许多经济困难现象，如被台媒认为是核心的投资不足问题，看上去是经济问题，但背后仍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有选举因素。政治对抗，蓝绿对立的营商环境，自然影响投资。台湾民间规划的“国光石化”项目，投资巨大，对经济与就业贡献重大，但一直存在环保争议，马英九在选前被迫宣布放弃，一个努力多年的重大投资案宣告失败。政治与选举因素成为影响台湾重大投资的严重障碍，这也是为何近20年来，台湾没有大型重化工业投资项目的关键原因。另外，投资、资金不足，就应该积极招商，争取建设资金。可在民进党强烈“反中”意识下，对全球积极争取的陆资持排斥态度，马英九上台后尽管主张开放陆资入岛，但在绿营强烈抵制与民粹主义盛行的气氛下，不敢大幅开放，对陆资在台投资采取极为严格的限制措施，障碍重重，结果3年多时间，大陆对台投资不到7亿美元，与大陆一年对全球投资数百亿美元相比相差甚远。假如台湾大幅开放大陆企业投资台湾公共建设工程或重大产业项目，一年就会有几十亿美元投资，并会带动外商在台投资，就此一举即可振兴台湾经济。可惜，台湾岛内强烈的“反中”、“惧中”意识与“台湾政治安全至上”的政治思维，让台湾对大陆企业投资放不开手脚，只是象征性的开放。
近年来，在民粹主义泛滥的情况下，台湾公平至上主义兴起，过度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什么都要正义，无处不讲正义，结果导致台湾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更重社会公平，如出台征收奢侈税与证券交易所得税等，结果税没收到，却压抑了消费，打击了投资，影响了股市，阻碍了经济发展。台湾民众期望能有清洁能源，希望享受低廉的电价与油价，强烈反对当局合理的油电价格调涨，即使有人认为应该调涨，但却表示调涨时机不对，说到底就是当局做得不对。这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到了马执政时，没有办法，不得不进行调整，却面临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与压力。另外，台湾民众强烈要求停建第四核电厂，一旦停建必将导致电价上涨，增加企业成本，增加失业，冲击经济发展。这种矛盾的思维与民粹主义，是造成经济改革困难的直接原因。
可以说，政治、民主、选举、民粹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正是笔者一直强调的台湾已经陷入“民主陷阱”。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任何刺激或振兴经济的举措，只是隔靴搔痒，是徒劳的，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台湾经济发展的难题。这也是为何台当局不断出台改善、促进、振兴经济发展的方案、措施，却根本不见效的原因所在。
台灣的處境一向很困難。六十年來差不多每二十年就得脫胎換骨一次，才讓自己在逆境中繼續前進。
第一次發生在七○年代初期。當時全方位支撐台灣二十多年的美國為了「聯中制蘇（聯）」而驟然「棄台」。為挽狂瀾於既倒，蔣經國總統決定動用大量財力人力，把台灣經濟在最短時間衝上一層樓。這個成功的轉型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也讓台灣屹立不搖至今。
第二次脫胎換骨是九○年代初期的民主化。前面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不可避免地帶動了社會多元化、思想自由化、及政治民主化的浪潮。新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順勢推動民主改革。這也讓台灣在兩岸和平競爭的態勢上，相對於經濟「改革開放」剛起步的中國大陸，持續保有領先差距。
二十年後的今天，台灣民主明顯罹患了嚴重的民粹重症。首先，民粹讓我們集體向內看，渾然不知長達十二年（2000-2012）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不僅遠遠不如中國大陸，也落後於包括印度、越南、印尼、星、菲、馬、泰、韓等所有鄰近國家。
民粹還給部分民眾與政治菁英帶來「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錯覺，以為民主的台灣可以任意衝撞國際社會的紅線，而不必付出任何代價。
民粹更讓我們忘了反省自己的民主其實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譬如：
為什麼台灣人人一張嘴，可以隨興發表高見，卻缺乏有效機制把這些不同意見整合成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案？
為什麼直接民選後的三位總統越來越受制於一時或一事的民調，而不是前瞻而宏觀地帶領國家的整體發展？
為什麼總統聲望探底的同時，其他公權力（如在野黨、立法院、媒體）的聲望也都低得難看，甚至不如總統？為什麼在野黨不能提出解決方案，而只會讓問題更複雜難解？為什麼立法院鬥爭多而立法少？為什麼媒體只煽情而不傳播有用的資訊？
為什麼其他民主國家的政黨可以在競爭中合作，而我們藍綠卻相視如寇讎？
這許多為什麼讓台灣長期陷在「自由有餘、治理不足」的困境裏，政府機器一直在空轉，社會人才一直在流失，國家競爭力一直在衰退。
今天的台灣必須再次脫胎換骨，才能跳出當前民主治理的困境。不容諱言，今天馬總統的權力不如當年蔣李兩位總統那樣集中，所以脫胎換骨的難度會更高。但事不是不可為，也非試試不可，因為再空轉三年，台灣民粹恐怕只會更惡化，台灣民主很可能會由從前的模範生變成國際及大陸民眾心目中的負面教材。到那個時候任何人、任何黨執政，政績會更好嗎？贏了政權的人會不會反而輸了國家？
因此當前要務不應該只為經濟而拚經濟，反而應該要理順台灣內外的政治關係來救經濟。這個大工程需要許多人同心協力才可能有成。在台灣內部，朝野和解應該是頭等大事。有了它，再加上立院本身的變革，立法院或許更能為民謀利。行政部門可以全面主動檢討不合時宜的法令，不要等到下一個吳寶春才被動修改。媒體可以自我克制民粹傾向，擴大國人理性視野。這些改革只要啟動一項，就可能出現國內政治的良性循環。面對外在環境，朝野可以更積極探索任何具創意的安排，讓兩岸關係更安定，而我國際參與也更充分。
能夠這樣，民間信心上升自然會帶動投資與消費，經濟自然會好轉。脫胎換骨後的台灣也自然更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作者為淡江大學大陸所教授、台北論壇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