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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現代性思索台灣的定位與出路

02/2008 |朱雲漢 
身處今日台灣的知識份子心頭有兩朵烏雲。

第一、面對今日台灣的政治大毀壞,知識份子是相當的無奈。在民選政治、金權政治與民粹政治的權力邏輯裡,知識份子的處境特別艱難。看到政治凌駕憲法、政治撕裂社會,政治箝制經濟,政治扭曲文化、政治毀壞社會價值體系,政治讓司法與文官體制變形,知識份子也無可奈何,因為他們普遍缺乏扭轉政治走向的著力點。在短期內很多人只能做到「上不循於亂世之政客」或「下不循於亂世之暴民」;在中長期他們只能寄望台灣的民主體制尚未失去自我矯正的機能。

第二、面對今日台灣的社會集體焦慮,知識份子也是相當的茫然。面對經濟全球化的衝擊、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國大陸的再興、以及東亞區域主義蓄勢待發,他們不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提出有歷史觀、有世界觀、有說服力、有現實感的論述,引導台灣在劇烈變動的全球、東亞與兩岸政經格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適當定位與可期待的未來,來幫助這個徬徨的社會找回自信、找回方向感,扭轉被迅速邊緣化的頹勢。

今日的情境與解嚴前夕的八十年代很不一樣,跟冷戰剛結束的九十年代初很不一樣,甚至跟不到十年前的世紀之交相較也不太一樣。過去台灣的知識界自覺或不自覺的普遍接受「一元現代性(singular modernity) 而不是「多元現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的思維框架1,在這個框架下衡量「進步」與「落後」的歷史座標是明確的。在價值與制度的選擇上,知識份子的評斷角度比較一致。這個「一元現代性」的思維框架,更因為全球化帶來的局部趨同化(convergence),以及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而益形鞏固。在這個框架的導引下,知識分子對台灣民主改革的前景比較有信心,對於民主改革的預期成果充滿了樂觀的想像。也是在那樣一個歷史脈絡下,知識份子都傾向於標榜自己是自由主義學者。

同樣的,西方的知識份子也一度對二十一世紀寄予高度的期待。這種樂觀是建立在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所發生的劇烈的、席捲全球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這個變化的主軸是民主化與市場化。西方一些志得意滿的知識份子甚至預言,人類正走向歷史演進的終點,也是文明的極致,西方已經實現了人類最後的、最高的社會體制,不存在超越這種體制的其他可能性,而尚未出現這種體制的社會,也無可避免的要向它靠攏與接近。

福山在他的《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中曾大膽的斷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構成了人類意識型態演化的終點,也是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在這個視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識份子有這樣一種假設:民主可以帶來和平,民主可以帶來良治;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可以帶來持續發展與共同富裕;人類社會可以享受美國盛世下的太平 (Pax Americana),全世界也會心平氣和地接納美國的領導,因為美國是打造世界經濟自由化與民主化秩序的龍頭。

接下來的發展,與當時的樂觀預期幾乎是南轅北轍。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陷入嚴峻的治理危機、政治亂象重生,甚至民不聊生。從本世紀開始,第三波民主化就陷入停滯,甚至進入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美國在中東推行的「民主帝國主義」的徹底失敗,不但凸顯美國保守派政客的極端自大、俇妄與愚昧,更意謂著美國輿論監督與權力制衡機制的全面失靈。另一方面,新保守主義革命對美國的民主法治與多元主義的腐蝕作用越來越明顯。美國社會因為價值衝突而導致嚴重的對立,黨派利益與意識型態凌駕正常的民主程序與法治原則,洛杉磯時報資深記者布朗史坦(Ronald Brownstein)的新書將小布希主政的七年這段民主黑暗期,比喻為美國的「第二場內戰」2

美國所打造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正當性危機也逐一浮現。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讓金融資本與極少數跨國企業精英取得影響國家政策、支配社會基本遊戲規則的無比權力;並同時導致國家機構經社職能大幅減縮與維護公共福祉能力的退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社會中的多數群體的經濟不安全感大幅上升,階級流動性下降,立足點越來越不平等,社會兩極分化日益明顯。其結果是,在全球各個角落,市場萬能與自由化萬靈的信念正在消退。在拉丁美洲,「華盛頓共識」遭到普遍的質疑,親美的右派政權紛紛下台,左傾的執政黨在「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正在摸索更均衡、更自主的發展策略。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遭遇勞工、農民、環保團體,以及其他經濟弱勢群體的強烈反彈。更深層的危機是,資本主義所鼓勵的生產與消費模式,讓自然環境遭遇嚴重的浩
劫;全球暖化危機的湧現,更意謂著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無法被普遍複製,因為其擴張速度已經超過了地球承載的極限。

在此背景之下,知識份子在思考台灣的困局、台灣的定位與台灣的未來時,我們可能要重新理解今日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世界秩序劇烈變動的基本脈絡重新檢視所謂「普世價值」與「文明衝突」間的糾葛與矛盾,以及「一元現代性」的有效性。

其實,「多元現代性」本來就是一個更貼近二十世紀歷史事實的概念架構。但過去「西方中心主義」長期支配解釋非西方世界現代化經驗的話語權,所以非西方世界多樣的現代化經驗經常被「一元現代性」分析架構所刻意忽略或排斥晚近,西方主流論述用「全球化、在地化」的架構來理解全球趨同化過程中出現的例外或逆流。「在地化」只是被理解為對於全球化的一種「抗拒」或「回應」,而不是被正面的接納為多元現代性的自然展現。

我個人思緒的一個起點是距離台灣很遙遠的一個場景。去年波斯灣的小國卡達(Qatar)透過在首都多哈舉行的亞洲運動會,在開幕式上向世人呈現一個阿拉伯世界觀點的人類文明演進歷史。而多哈這個充滿現代活力的城市,更展現了一個以回教信仰為主體的現代阿拉伯社會面貌。這正為「多元現代性」提供了一個生動而鮮明的註腳。

我個人思緒的另一個起點是新古典經濟學」與「發展性國家」兩個學派針對東亞發展模式的激烈爭辯。個人認為後者在歷史證據上更為充分,顯示後進工業化社會的發展路徑不必也不可能複製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經驗。日本在上個世紀的崛起,不僅僅體現經濟現代化模式的多樣性,日本在政治、社會與文化面向上都展現其不同於西方社會的特殊面貌。描繪日本的政治體制是一個「代議民主」或「君主立憲」,只能捕捉到的日本政治運作機制一部分而已。戰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奇蹟,也讓我們必須重新檢視東亞傳統文化的歷史作用,並重新思考儒家文化與現代化是否不相容的問題。3

不久之前,加州柏克萊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偉伯(Steven Weber)與另外兩位年輕同事發表「沒有西方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4,在網上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他們提醒美國的政治菁英,要準備迎接一個「不以西方為中」的世界。過去一百多年,國際秩序的建構與變遷都是以西方為中。但現在許多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或資源豐富的國家快速崛起,特別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與阿拉伯世界,成為影響世界政治與經濟的重要力量。百年來他們首度同時崛起,必然帶來一個嶄新的歷史格局

過去美國的政治菁英都假定這些新興強國崛起後,將被迫面對簡單的兩元選擇:他們要就是企圖改變這個現存體制,直接挑戰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從而導致衝突;要就是選擇逐步融入現有的自由秩序,進行內部體制調整,來適應美國主導的秩序理念。因此未來的世界,要就是出現不同秩序理念的衝突,不然就是和平的吸納與同化。這三位作者挑戰這個傳統的觀點,因為這個觀點還是離不開「西方中心論」。他們認為崛起中的國家有可能繞過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制,在彼此之間以及與其他眾多的非西方國家間,根據另外一套秩序理念,開展彼此的交往、合作與協調機制,然後逐步打造擺脫西方影響、自成格局的世界

其實這個多元格局世界的雛形已經逐步浮現。從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推進、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開發中回教八國組織(D-8)高峰會的成立、七個拉丁美洲國家籌設「南方銀行」Bank of the South)來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與「美洲開發銀行」分庭抗禮、到上個月連同緬甸在內的十個東盟國家正式簽署共同體憲章、到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即將擴編納入俄羅斯與巴西。這些多邊機制的發展都是另起爐灶、自成格局、繞過歐美。

偉伯所稱的「沒有西方的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充分展現「多元現代性」的世界。如果我們用計量經濟史學家麥迪遜教授(Angus Maddison)的《世界經濟的千禧年視野》所提供的寬廣角度來看待今日中國、印度、俄羅斯與阿拉伯世界經濟力量的迅速提升5,其實不應該稱之為「崛起」,應該是「復興」;他們只是在百年的殖民、戰爭或動亂的延滯後,開始迅速恢復在世界格局中的歷史地位,恢復他們在全球經濟中原有的份額。根據麥迪遜的估算,在西元 1400 年前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年代),當時中國與印度兩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占全世界 GDP 75%雖然自此以後比重逐步下降,但遲至西元 1820 年,中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GDP 總量佔世界份額的 32.4%,要比今日美國在世界經濟的 21%(購買力等值估計)的份額高。6從長程的歷史角度來看,這樣一個多元世界是比較常態的;而過去兩百年西方國家的一枝獨秀,過去二十年美國的單極霸權,反而
屬於例外。弔詭的是美國積極鼓吹的經濟全球化,反而為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與阿拉伯世界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有利條件,加速了多元世界格局的形成

在多元現代性的思維框架下、西方歷史將不再是唯一的參考架構,也不能用簡單的形式化指標來界定文明的「先進」與「落後」。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裡沒有先驗的「普世價值」,任何制度與價值體系都必須在不同的社會土壤、不同歷史條件下經過實踐的檢驗,經過時間的粹煉才能取得其特定時空下的正當性。沒有國家僅僅因為披上民主的外衣,就自動取得政治文明的優越地位;民主體制必須落實良好治理、權利保障、權力制衡與公帄競爭這些起碼的本質特徵,也必須在保障人的安全、增進人的發展與維護社會公義等,這些基本政府職能上滿足公民的期待、才可能具備正當性,也才有機會跟「發展導向威權體制」(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在意識型態領域相競爭。同時,在這個全球緊密相依的時代,每一個國家、地區或文明的社會發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密切交融的。彼此的觀念、價值、制度與行為都將因為相互滲透、撞擊、牽引、借鏡而出現轉化;但沒有絕對的、固定的中心與邊陲。而且每一個地區的文化與社會發展,也都必然是本土與外來元素的不斷調和與重組。許多文化與社會模式之間一定有局部的共通性,但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樣版模式」。

過去台灣所習慣的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對於多元秩序格局的出現,沒有心理準備、也沒有思想準備。當帝國主義爭奪與東西冷戰對這個地區的割裂與箝制作用逐漸消退,美國對於東亞政經格局演變的支配力量逐漸下降,東亞經濟圈再度成型,東亞的歷史主體性重新浮現,台灣實在沒有理由畏懼、沒有理由缺席,更沒有理由不知所措。因為,台灣本來就處於東亞貿易網路的中心地理位置,長期以來就是亞洲經濟圈的一環,儒家文化圈的一部份。

面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及東亞區域主義蓄勢待,台灣部分人會感到焦慮、擔心面臨「失位」危機,是因為他們將台灣的地理位置、文化傳承與歷史淵源都棄之如敝屣,甚至是視其為必須掙脫的「枷鎖」、必須拋棄的「負債」;而根本忘記了台灣的地理、文化與歷史是讓自己迎接東亞區域主義興起,面向多元格局世界的最重要「支柱」、最重要的「資產」。

面對中國大陸躍升為帶動亞洲經濟與主導東亞區域主義的龍頭,台灣部分人會感到徬徫無助,擔心前景堪憂,是因為他們面對歷史刻意採取選擇性的健忘與偏頗性的解讀;面對原本與自己在地理、血緣與文化親近性最高的社會,刻意築起一道道心理高牆,乃至於他們剝奪了自己與十三億人深度溝通與良性互動的能力。他們在文化定位上自我矮化,乃至於忘記了台灣仍然被周邊華人世界看待為「民主政治」與「多元社會」在中國文化土壤中培育成長的重要實驗場,忘記了台灣仍被視為儒家文化圈內本土與西方元素不斷調和與重組的重要觀察站。他們忽視了台灣可以在中文世界的藝術、文學、戲曲、電影、流行文化與創意產業領域大顯身手的可能性,放棄了利用自己最熟悉的文化元素讓台灣在東亞與世界舞台上嶄露頭角的可能性。他們在文化認同上的自我窄化,更將限制了我們下一代擁有豐沛文化資本的可能性,限制了我們下一代在東亞歷史主體性再現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可能性。


1.S. E.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1): 1-29.
2.The Second Civil War: 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The Penguin Press, 2007).
3. Wei-ming Tu, “Multiple Modernities: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 『多元近代性:論「儒家」東亞興起的涵義』。中山人文學報 15 民 91.10 頁 3-19。
4. Naazneen Barm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National Interest, No. 90 (Jul-Aug. 2007).
5.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1).
6 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1998),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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