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幷未削弱東亞美國聯盟的基礎，而且美國仍是該地區安全合作夥伴的首選。但是，據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今日發布的一項研究，美國仍需持續努力才能確保維持其影響力。
該項研究發現美國的重要東亞盟國幷不把中國視爲可替代美國的戰略性合作夥伴。美國盟友尋求同時與美國和中國建立更廣泛的經濟與外交關係。
報告《太平洋潮流：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東亞同盟和安全合作夥伴的反應》中調查了區域內六個國家（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新加坡、韓國和泰國）對中國的持續發展和在東亞不斷增長的影響力所做出的反應。
該報告首席作者、蘭德（非盈利性研究機構）資深政治學家 Evan Medeiros 說：“在亞洲，未發生的事情和正在發生的事情同等重要。”“東亞幷未處于中國的支配之下。美國的同盟也幷未因預計中國會獲得最終領導權而爬上中國的順風船。”
此外，Medeiros 還說東亞各國幷沒有爲了平衡中國的軍力而擴張或使其軍隊現代化，僅是以不同的關注度觀察著中國軍隊現代化發展。許多國家的做法是加强與美國的現有同盟關係，幷推動其與各國安全關係的多樣化。
毋庸置疑，中國對所有六個東亞國家的影響皆日益增加，但力度有限且僅在某些方面。中國在該等國家的政策考量中，正在成爲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
然而，中國的影響力是一種被動的影響，包括該等國家不采取某些可能被視爲挑釁中國的舉措。該報告指出，中國還沒有獲得“具攻擊性的”影響力。有了此種影響力，中國才能削弱聯盟關係或者邊緣化美國的影響力。而目前,當中國試圖發揮此種影響力時，其努力常常事與願違，反而疏遠了其亞洲對話者。
該報告的一項重要發現是美國的東亞同盟國皆不想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選擇，包括彼等美國最親密的亞洲安全合作夥伴。它們皆將此種選擇視爲最壞的情形，幷不惜代價加以避免。
美國的區域同盟國正在藉由重新定位以最大化其在一系列經濟與安全問題上的回旋空間，從美國與中國的雙重關係中獲益。
美國同盟們主要將中國視爲能提供重要貿易機會的國家，因此，急于擴大其與中國的貿易聯繫。該等雙邊關係中存在一種普遍且難以抗拒的經濟邏輯。然而，對有些國家而言，與中國貿易幷不儘是好事，如此會損害其經濟的某些部分，有貿易勝利者就會有失敗者。
因此，一些東亞國家正在退出與中國交往的蜜月期。他們已意識到處理與中國的多維關係成本高且複雜。雖然總的而言，許多國家認爲與中國保持穩定關係是其經濟生計的關鍵。但中國幷不一定被視作是可靠或可預測的。
最後，該研究指出中國在東亞的重新崛起已使美國在該地區事務中更爲重要。正是因爲與美國的安全承諾和貿易關係持續著，才使得各國可以安心與中國交往。
對美國的關鍵影響包括：
● 美國的亞洲政策依然是美國同盟國如何應對中國不斷增長的區域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對同盟國而言，只要美國仍然是主要的經濟參與者和安全保障者，就可以自信且溫和地應對中國崛起的區域性影響。該等國家密切注意著美國的政策，以考慮其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大國的關係。
● 美國在該地區保持關鍵經濟參與者和安全保障者的地位，是東亞各國的一致願望；在蘭德研究中記錄的各國反應反映了其對美國所起的作用總體上的滿意，儘管各國對美國的國際和區域外交有著不同程度的不滿。
● 評價東亞對中國在地區事務中影響力增加的反應還爲時過早。該地區仍然在適應中國在亞洲政治、社會、經濟和安全事務中的擴大影響。
● 基于美國在亞洲安全事務中發揮的歷史性中心作用（至少在最近 50 年內），幷且身爲該地區關鍵公共資源的提供者，不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美國皆有能力對中國崛起引起的地區反應所帶來的挑戰做出有效的應對。
● 美國仍有廣闊的地緣政治空間來加强其亞洲安全關係，可藉由與幾個區域大國展開合作,
以創造一個不被任何一國主宰的區域安全秩序。
● 對中國在東亞的安全聯盟和合作夥伴采取高度的競爭手段，幷不合乎美國利益。華盛頓必須對與中國和各東亞同盟國間不斷變化的合作水平保持敏感。
●對東亞實施一刀切的做法幷不適用。美國必須量身定制政策，滿足該地區各同盟國和安全
合作夥伴的個體需要和國家利益。
本項研究的其他作者有：蘭德研究員 Keith Crane、Eric Heginbotham、Angel Rabasa 和 Norm Levin。報告《太平洋潮流：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東亞同盟國和安全合作夥伴的反應》可經由網站 www.rand.org 查看。
本項研究由蘭德空軍計劃 (RAND Project AIR FORCE)製備。蘭德空軍計劃是一個由聯邦資助成立的研究與發展中心，旨在藉由研究和分析爲美國空軍提供獨立的策略選擇。
原文链接：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www/external/news/press/2008/11/17/RAND_2008-11-17.zhs.pdf
奥巴马的新亚洲团队
21/05/2013 |李河远｜朝鲜日报
记者20日获悉，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中国事务主管麦艾文（Evan Medeiros，见图）被提名为该委员会亚洲高级部长。首尔外交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提拔麦艾文接任已被任命为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Danny Russel)的职务，出任NSC亚洲高级部长。麦艾文无需获得美参议院的批准。
麦艾文曾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工作，是中国军事专家，对中国持稍为强硬的立场。他曾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
至此，包括被任命为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在内，奥巴马第二届政府负责韩半岛问题等亚洲政策的团队已经敲定。据悉，罗素和麦艾文深得奥巴马的信任。
麦艾文
麦艾文(Evan S.Medeiros),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资深学者,中国外交、国家安全和国防工业政策专家。他曾经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担任访问学者,同时在外交学院担任兼职讲师。
从美国保守派的角度来看,麦艾文是一个亲华学者。2003年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中国新外交》一文,曾经引起广泛关注。他在文章中说, 中国的外交正在经历从受害者心态到大国心态的本质转变。文章评论说,大国关系逐渐占据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中国越来越看重本国利益与重要大国利益一致的部分,中国开始强调大国之间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并意识到在某些问题上中国要“有所作为”。2004年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访问时,麦艾文再次表示,“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是你输我赢的游戏。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在谈论外交上更成熟的中国时将美国边缘化,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心是对的,而把这一论调推到极端,我觉得是错误的。”去年7月,不少美国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将于2007年正式部署“东风一31A”型洲际弹道导弹。麦艾文在就此接受采访时表示,致力于导弹部队现代化是所有国家必经的过程,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对此都不必过于大惊小怪。
麦艾文等7名兰德公司研究员：
太平洋潮流：美国的东亚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美国兰德公司2008年11月出版麦艾文（埃文梅代罗斯）、基思克伦等7名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的一本专著，正题为《太平洋潮流》，副题为《美国的东亚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现把该书概要的全文刊发如下：
概 述
麦艾文等7名兰德公司研究员：
太平洋潮流：美国的东亚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 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美国兰德公司2008年11月出版麦艾文（埃文梅代罗斯）、基思克伦等7名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的一本专著，正题为《太平洋潮流》，副题为《美国的东亚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现把该书概要的全文刊发如下：
概 述
中国对东亚地区经济及安全事务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的基础。这本书所评估的六个国家（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以及泰国）都不认为中国是可以在战略上替代美国的重要国家。美国依然是东亚地区可以选择的唯一安全合作伙伴。但美国也必须不断努力以维持现在这种局面。
中国正在改变美国在亚洲的一些联盟及安全伙伴关系。在许多情况下，中国让美国的安全承诺变得更具针对性：亚洲国家能够自信地和中国打交道正是因为美国安全承诺的持续存在。美国的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都在努力使自己能从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获益，从而扩大自己的回旋余地。总的说来，美国的亚洲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希望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发挥作用，但只是在特定的问题，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
在亚洲，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那些没发生的事情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东亚并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逐渐落入中国的控制，至少本书所评估的这六个国家没有落入中国的控制。中国也没有偷偷摸摸地把美国逐渐排挤出该地区或是让美国在该地区变得无关紧要。该地区的国家并没有因为预计中国最终会成为霸主而跟着中国走。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进行实力和影响力的较量，但并不是以零和博弈的方式。
这六个东亚国家进行国防现代化也并不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实力。该地区的政府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保持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担忧。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没有引起该地区的国家急促增加军事开支或者改变军力结构（也就是内部平衡）。实际上，该地区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加强现有的同盟关系并同该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多种安全关系（也就是外部平衡）。
随着中国在亚洲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六国希望美国继续在东亚发挥作用的愿望并没有降低，在有些情况下反而加强了。大多数东亚国家希望在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和美国以及中国都保持积极和互利的接触。中国对六国的影响力无疑是增大了，但是以有限的方式，并在特定的问题上。中国对六国政策决定的影响力增大。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偏好以及利益变得更加敏感，经常表现在一些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很多国家也更加频繁地自我审视本国的对华政策。但是，中国获得的影响力只是在阻止“反华”遏制力量的发展方面最有成效。这是一种被动的影响力，它使其他国家不会采取一些被认为会刺激中国的政策。我们认为中国没有获得“进攻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以削弱美国和盟友的关系或者降低美国的影响力。如果中国试图真的这样做，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而会使自己孤立起来。
所有的六个国家一致认为中国是它们发展经济的机会并都快速扩大了它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有许多令人信服的经济学理论来支持这些双边关系。但和中国进行贸易也并非什么都好，它会破坏这些国家的特定行业，创造出经济的赢家和输家。但没有迹象表明，在可预见未来内的任何时间，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与中国进行贸易是毫无收益的。事实上，大多数地区领导人都把中国当成他们国家未来繁荣的关键因素，虽然这一观念与现实中它们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往往并不相符。
有一些东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蜜月期快要结束了。它们意识到跟中国发展多方面的关系的代价和复杂性。虽然，总的说来，许多国家都认为和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但它们并不都认为中国是可靠的、可预测的。
美国东亚的盟友都不想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是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安全伙伴也不希望如此。它们都认为这种情况是最糟糕的，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实际上，它们大多都不愿意承认存在有这种选择的想法，它们常说，它们并不认为美中两国在亚洲的互动是一种零和博弈。所以，台湾问题以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唯一敏感的问题，因为这可能迫使它们做出它们不愿意做出的选择。
这六个东亚国家都扩大了它们与中国双边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它们在双边互动和多边论坛迎合中国的某些利益，比如那些涉及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的利益。但它们都不主张对中国实施绥靖政策，大多数都认识到这样做的危险。虽然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偏好变得敏感并在它们的决策过程中日益考虑中国的反应，但在它们认为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特别是和美国的安全关系，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屈服于中国的要求的意愿。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和美国盟友日益发展的经贸关系已经转化成那种中国能有效影响其政策选择的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中国还很难把经济关系转化为对他国外交政策或军事事务的直接影响力。在对待中国核心利益领域的政策上这些国家会做些自我检查和自我约束，比如台湾和人权问题。但是，如果它们认为是受北京公开操控，这些国家就会高度敏感并抵制北京的行动。
美国的亚洲盟友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对该地区稳定和繁荣的潜在影响力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本书所评估的这六个国家既害怕强大的中国也害怕弱小的中国，因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会威胁该地区的安全和发展。
我们所评估的这六个国家都支持美国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强大作用。在它们和中国打交道的同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强了和美国的安全关系，虽然这往往与中国无关。虽然它们需要和中国加强贸易往来以振兴经济的发展，但它们都希望保证美国依然是该地区主要的安全保障者，以此来保证它们不会因为中国不稳定而受到影响。六国都不支持或预计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占主导地位的强权。同时，它们也不支持一个或明或暗由美国领导的遏制中国崛起的集团。六国都认为这一战略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会促成一个不必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我们所研究的这些国家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否稳定，美国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的政策将起到重要的决定性影响。简而言之，美国政策依然是这些国家如何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关键变量。只要美国依然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角色和安全保障者，该地区就会以自信、平和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
总的说来，美国盟友和安全伙伴对待中国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中国对亚洲及世界经济现在和潜在的贡献持乐观态度。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希望美国继续在东亚充当关键的经济角色和安全保障者，也反映出它们对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总体上是满意的，虽然对美国的国际和地区外交政策也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意。同时它们也抱怨在涉及东亚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没有足够的关注，美国的亚洲政策也没有回应东亚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日本
中国的崛起显然刺激了日本的竞争神经，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特点依然是情感复杂并且显得日益焦躁不安。跟以前相比，许多日本领导人更愿意明确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军事威胁，两国在领土归属、历史问题、地区领导权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三方面的问题在未来岁月中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日本和中国在该区域竞争。日本和美国靠得更近并且加强了和印度、澳大利亚及台湾等其它地区伙伴的合作，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活动。日本也显示出动用军事力量———比如在和中国有争议的领海进行巡逻———的意愿。
同时，日本的商人以及经济规划者依然认为，日本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和中国持续的贸易及投资。一个由商界、政界和媒体界组成的联盟呼吁并支持后小泉时代同中国对话的政策，北京也做出善意的回应，做出更加和解的姿态。许多战略家和政治家还预测，如果日本和中国发展成冷战那样的对峙，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就会受损。
对中日关系做出长期预测是高度不确定的，但肯定有理由为两国关系感到担忧。日本和中国同时成为内部统一、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有能力影响领土之外事情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美国又力推日本在该地区和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日本国内来讲，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党的垮台使日本国内政治向右偏。日本从15年的经济低迷中复苏也助长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崛起。同时，新一代人气很旺的政治家已经向长期操控日本国家政策（包括外交政策）的官僚机构提出挑战。
韩国
韩国对中国的反应受什么推动？一个最简单但并非最完整的答案是，韩国对中国的观点总体上是温和的并且长期稳定的韩中关系可以为韩国带来经济收益。鉴于这种情况，今天韩国对待中国是相当敏感的，它不愿意去挑战中国的重大利益，也不愿不必要地刺激中国的情绪。同时，对中国经济决策和外交政策日益增长的担忧和焦虑，表明韩中关系的蜜月期已经完全结束了。下列因素即使不会把韩中关系推向相反的方向也会导致韩中关系停滞不前：对中国的未来以及长远意图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意识到韩国很可能会顶不住中国在经济上或其它方面施加的压力；两国关系不时出轨；普遍意识到美国的重要性；以及韩国的愿望和能力之间的差距。
这多重的压力表明：第一，韩国会继续扩大和中国的关系，而经济关系仍将占主导。韩国可能会强调解决两国间的实际问题，例如需要签署一个海上安全协议，利用两国关系讨论建立互信和安全机制的措施以及其它可以促进朝鲜半岛和平前景的步骤。单从地理位置上看，对中国利益的敏感仍将是韩国政策的特点。
第二，两国关系偶尔的出轨及紧张仍会继续，偶尔的冲突升级也在意料之中。只要中国继续暗中支持朝鲜，那么，有关朝鲜的问题对韩中关系的负面影响将和正面影响一样多。即使没有这个问题，在缺少重要外部事件的影响下，韩中还是很难成为战略盟友。韩国继续维持和中国良好关系的基础是和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如果朝鲜再一次试验核武器，或者中国没意愿或能力促使朝鲜和平解决核问题，韩国加强和美国同盟关系的意向就会得到加强。
这一复杂局面表明，除非出现意外发展，韩国将坚持和美国合作，即使是在考验韩美同盟关系关键决策的时候，如伊拉克战争。但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扩大韩美安全合作构成挑战。要韩国同意参加美国在韩国领土以外的军事行动将变得特别困难，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韩国的国内政治、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关系。韩美关系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重组这个同盟。
菲律宾
影响菲律宾对中国反应的主要因素是该国根本性和多重性的弱点。长期的政治不稳定、令国家衰弱的国内造反以及军事能力不断恶化使菲律宾连自己最大岛屿的和平与秩序都不能保障，更别说去保卫中国也声称拥有主权的近海领土和自然资源。这些弱点迫使菲律宾和美国重建紧密的防务关系———主要是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安全挑战。菲律宾领导人逐渐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主要的安全威胁，而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力量。这在当下菲律宾军事现代化规划中得到体现，它们的规划中没有针对中国的考量，或者可以说没有针对任何外部威胁的考量。
菲律宾经济不像它的亚洲邻国那样依赖于和中国的贸易（整体上讲，和世界的贸易）。但是，像其它亚洲经济体一样，中国日益成为菲律宾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与中国逐渐发展的经贸关系也日益成为推动菲律宾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菲律宾人已达成广泛共识：中国是菲的重要经济伙伴，这一共识使加强双边关系获得支持。但是，在把中国当成未来重要经济伙伴的同时，菲律宾渐渐意识到中国也是一个潜在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威胁。
虽然这些是推动菲律宾对中国反应的主要因素，但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力量并没有把菲律宾政策“推向”任何特别的目标。菲律宾领导层非常关注内部的挑战。公众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关注中国，也不是很关注大部分外交政策问题。中菲之间的紧张关系最近几年肯定降低了，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友善更加有建设性。
泰国
泰国一贯有“见风使舵”的传统。在今天的东亚这就意味着同时讨好中美两国并从它们那里获利。泰国前任总理他信西那瓦修改了这一策略，实行“见风使舵”与“吹风”并行的策略。他在加强与中国政治、军事及经济关系的同时也采取大胆的措施维护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但是，他的继任者很可能会重新走更加温和的外交路线。后他信时代的政府可能不会采取大胆的策略———特别是在战略以及军事层面上，而是重新以东盟外交为重点。但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且在东南亚不明显地表现出侵略性行为，泰国很可能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关系。
虽然泰国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向一个方向发展，但一些长期的趋势表明与中国的关系对泰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投资和贸易伙伴，中国的重要性大幅度提升。在经历10年的停滞之后，随着泰国的军事预算逐渐增加，泰国也从中国进口一些军事设备，虽然泰国的军事设备大部分还是从西方进口。尽管泰国过去曾尝试和缅甸接触（这就使其减少了一项和中国冲突的源泉），但缅甸最近的不稳定又让缅甸成为中泰关系的一个问题。
中泰关系发展的深度也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泰国领导人誓言要在中美两国之间寻求平衡，因为泰国决策者认识到，同美国保持同盟关系能获得长期的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好处。泰国同时也在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经济上，泰国加强了与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的关系。政治和军事上，泰国和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和中国都有合作关系。决定泰国对待中国崛起态度发展的最大变量是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另外一些稍微没有受到重视的变量还有：缅甸的局势、泰国和美国及日本当下关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成败、泰国未来的政治改革。
新加坡
新加坡没有本书所评估的其他五个国家那样对中国崛起感情复杂。虽然和中国有亲密的种族联系，但由于国家面积小、战略地理位置的脆弱性、对中国长远意图的持续担忧，促使新加坡和美国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关系。新加坡领导人把美国看成是当中国内部发生骚乱时的主要稳定力量以及唯一可以遏制中国潜在向外扩张的力量。所以新加坡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就是让美国继续活跃在该地区。中国的崛起、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传播以及对邻国稳定的高度担忧促使新加坡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同时，新加坡也寻求加强跟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与该地区稳定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安全关系。
和本书所评估的其它国家一样，新加坡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除了受上述主要因素影响外，还与想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有关。和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经济活动更广泛地融入到该地区使新加坡获益，这让扩大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努力得到支持。但是，与这些相平衡的是，新加坡试图广泛地和其它国家建立经济关系以免过分依赖中国市场。同时，新加坡也努力和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和美国———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此来平衡中国的积极经济外交并在经济上把这些主要国家缠在东南亚。
由于对中国的感情相对不那么模棱两可以及有自己清晰的长远目标，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的未来比任何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更加确定。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新加坡领导人会尽一切努力保证该地区的实力平衡，不让中国主导该地区。这种努力几乎肯定可以保证新加坡会继续保持同美国紧密的外交和安全关系。但是，只要中国不采取无缘无故的侵略性行为，新加坡既不会鼓励也不会支持成立一个“遏制”或公开“反华”的集团。
澳大利亚
澳中关系受截然不同的正负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决策者认为中国对澳未来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的认识，推动着双边关系发展。第二，很少有澳大利亚人认为和中国的敌对关系或冲突是可能的或不可避免的。澳大利亚要避免陷入可能由美国错误政策导致的与中国的地区冲突。第三，澳大利亚决策者同样认为中国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存在不确定性并为此而感到十分担忧。中国在亚洲外交中的激进主义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这些都是澳大利亚战略家日益关注的重点。
堪培拉已经改善并将继续改善和北京的双边关系，经济关系显然是重中之重。随着中国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大，堪培拉会继续对北京的一些利益保持敏感并迎合，比如关于台湾和人权的政策。但澳大利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行为的担忧会继续，这会限制澳中关系发展的深度，也会让澳与其它亚洲国家保持一定程度的同盟合作关系。
在霍华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采取一系列外交和国防政策，扩大同盟合作并确保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其动机就是出于对中国的担忧。由陆克文领导的工党新政府似乎将继续与此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陆克文的外交政策在国际问题上与其前任有所区别，比如伊拉克政策、核不扩散以及气候变化，但在对华政策上大同小异。陆克文明确表示，虽然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可能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伙伴，但美国仍然是“战略盟友”。他表示，一个强大的澳美同盟有利于提升澳在亚洲的地位并将为更广泛的地区稳定做出贡献。
可以肯定的是，如何有效地和中国打交道、哪些中国利益该迎合、如何掌握和美国协作的亲密程度、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对同盟关系有何影响，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本届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的派别。在工党新政府执政的新的国内政治环境下，这些辩论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结果仍然是一个尚无答案的问题。
对美国的意义
美国依然能够很好地继续实现它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目标。和很多分析不同，本书的结论是美国在亚洲并没有面临崛起的中国将逐步取代美国影响力这样一场危机。本书所评估的六国并没有简单地顺应中国的潮流，它们也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面对中国在东亚的重新崛起，这些国家大多对其安全多处下注。美国政策应该反映这一现实。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使美国变得更加重要。
支持和中国接触及合作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该地区的共识，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受经济利益驱动：这样做既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又能让中国保持发展和稳定。但这一共识也并非牢不可破。一些东亚国家对中国可能如何使用日益增大的实力有自己的担忧，比如担心中国可能会回到历史上那种专横霸道的双边关系模式。另一些国家担心一个经济停滞、社会不稳定的中国会向外输出不稳定。因此，美国在发展亚洲安全关系、支持以几个主要大国相互合作而没有一个国家占主导为特点的这样一种地区秩序方面仍有很大的地缘政治空间。
此外，东亚国家对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实力做出的反应仍然是早期反应。该地区正在逐步适应中国更广泛的参与亚洲政治、社会、经济及安全事务。我们的分析表明，要把自己与东亚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转化为对它们的政治影响力，中国仍然面临困难。因此，鉴于美国在历史上是亚洲安全事务的中心（至少在过去50年是如此）以及美国在该地区担负重要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美国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有效地应对亚洲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做出的反应所形成的挑战。
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同盟和伙伴关系采取高度竞争性的策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政策需要对其东亚盟友和伙伴不断变化的各种考量保持敏感，这些东亚盟友和伙伴没有一个想刺激中国并使其成为战略敌人。同样，它们也不想美国抛弃该地区。它们担心陷入美国和中国对抗的泥潭，但它们同样甚至更担心美国抛弃该地区。
美国应寻求一种非常精准的政策，它是为满足盟友和安全伙伴的个体需要及国家利益而专门打造的。华盛顿应寻求有区别但带有下列共同特征的战略：更大程度的参与该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并对其做出更大贡献，不仅是口头上而且要有实际行动；了解每个国家的经济及国家安全重点和能力，与它们的安全合作要考虑这些利益；对每个国家的平民和精英对美国和中国的态度保持敏感；拓宽安全合作以便提高美国防务援助的质量；更多地分摊防务和安全合作方面的负担。这些对美国来说是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处理和泰国和菲律宾等小盟国的关系时，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十分活跃，常常还十分不稳定。美国需要为这些关系注入很多东西，包括贸易和投资机会、广泛的安全合作、在多边论坛的政策协调、带明显政治色彩的双边高层互动。随着中国对美国的东亚盟友和安全伙伴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现任政府必须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工具组合来保证“影响力平衡”的天平向美方倾斜。（袁亮译 李士兴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