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实现共同发展，邓小平在 1985 年提出的这一关于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至今仍是正确的。从 2006 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已经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故此，即使中国的沿海地区受到了欧美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但中西部地区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面临终结”这一断言是有失偏颇的。在地区差异大且多态的发展阶段，依靠“自上而下”地推行产业政策的办法来实行整齐划一的产业升级是难以成功的，应该继续允许和鼓励地方试验和创新。如果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中国的模式就不止一个。
［关键词］ 中国发展战略 高速增长 不平衡 地区产业转移
我今天的演讲选择这一题目是有所考虑的。一是因为在座的傅高义先生写了一本 800 页的关于邓小平的书———《邓小平时代》，所以我想了一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最好用一个跟邓小平有关的题目。不过，我使用这个题目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邓小平在 1985 年和 1986 年至少三次讲过一个重要的发展观。例如，邓小平于 1985 年 10 月 23 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6 年 8 月 19—21 日他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又说： “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不可否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怀疑这个观点是否正确，甚至可能暗中批评这个观点，但我认为这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我今天的演讲会从一个角度来告诉大家，邓小平的这个观点非常正确。我当然会解释为什么邓小平在 20 多年前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看法今天看起来仍是对的。
其实我一直很少研究发展战略的问题。但是当更多的经济学家关注 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减速现象时，我发现更多的人开始认定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即将结束了。比如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再持续很久。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不复存在。当然，也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国很难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独善其身，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样，将告别过去的繁荣。我的一些美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也会写邮件给我，表达对中国经济未来前途的担忧。在中国经济学界，悲观的情绪也在弥漫，前面郑永年教授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常常挂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嘴边。
在 9 月中旬的时候，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经济学家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 教授跟随一个团来复旦大学访问。他在来上海之前的电子邮件中对我说，希望我们有机会在复旦讨论一下中国经济未来的话题，并且给出了一个题目： “中国超速增长时代的终结”( The end of hyper growth in China) 。这个题目非常大，也很刺眼。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进行对话。他来了以后，我们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场对话。后来《东方早报》根据录音和采访整理出了我们对话的内容。很多人对我说，这个对话很有意义，而且在对话以后，我也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日子我已经难以摆脱这个话题，就是中国是不是真的面临超高速发展阶段的终结？
所谓的超速增长，是指中国在过去 20 年保持超过 10% 的增长率这一现象。从数据上看，正如图 1 所显示的，中国的 GDP 年度增长率好像在 2007 年之后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图 2 给出了季度 GDP 增长率的数据，从这里看，增长的持续减速发生在 2010 年之后。这样看起来，说中国经济减速，大概可能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说短期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个并不可怕，因为这可能是所谓商业周期的变化引起的，是很正常的现象。另一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经济减速是一个长期增长下降的开始。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从此可能进入低速增长的新阶段，而断言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就不再是危言耸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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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诺顿教授在内，那些断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即将结束的经济学家，常常是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作为参照的。日本经济按照购买力计算，在上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9% ，但是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一下子掉到 4% ，而且从此日本再没有回到 70 年代的增长率水平。到 80 年代末，日本经济从 4%又下滑到了 1%—2%，所以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跳水。就高速增长而言，从战后到 70 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加起来不超过 30 年，这是非常高速增长的 30 年。但是，70 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突然之间熄灭了。这的确令人不解，到现在也是个吸引经济学家的谜团： 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突然结束？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当然比日本起步晚，但是也差不多到 80 年代后期告别了高速增长的时代。基于这样的经验，诺顿大胆地给出了一个推测： 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都经历过超速的发展阶段，并且都在 25—30 年终结了。不仅如此，日本在 1970 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中国台湾等则是上世纪 90 年代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超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都有比较相似的模式： 外部因素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似乎看起来和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特别的关联，却标志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对诺顿教授给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与日本相比，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 1973—1990 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都仍然能保持超过 7． 5%的增长率。1990—2010 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 0． 63%，而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和韩国都以超过 4%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 GDP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 1995—2010 年间。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保持长达 25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符合经济学的“收敛”原理的。所以，它们与日本并不具有可比性。
回顾过去 20 年，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十字路口的言论不计其数。依照这些观点，中国经济已经闯过了无数的“十字路口”，而这次又重新来到了新的“十字街头”。如果你认真分析那些关于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终结的观点，你会发现他们给出的大多数证据并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除此之外，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包括外国人，发表对中国经济未来看法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仅把眼光放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当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出现减速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热衷于到广东、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去考察，然后就匆忙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经济下滑得很厉害，甚至依据这个局部的观察来怀疑国家统计局的增长率数据高估了。我认为，在增长或者发展阶段上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会产生误导和加总谬误的。不可否认，按照同比和环比口径，现在的中国经济的增速的确在下滑，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出现了逐月的下滑。不仅是工业增加值，新增贷款、进出口也出现相似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到全球经济中，甚至考虑到当前金砖国家的所谓“失速”现象，也许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待经济下滑现象，我们或许就应该问这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2008 年以后外部世界的冲击没有让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得更多？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更重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即使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大概为 8%左右，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欧美的经济估计今年只有不超过 2%的增长率，而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金砖国家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当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增长率会超过 5%，而且它们还都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同样是大家非常看好的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金砖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其实只有中国保持了将近 8% 的增长率。所以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应该是： 欧美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为什么对以上那些国家的影响那么大，中国反而没有变得更糟，或者没有下降得更多？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就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沿海转移出来。大家知道，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始，中国经济的确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在他讲话之前的头 15 年，中国经济大概保持着百分之九点几的增长速度，可是在 90 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们的平均 GDP 增长率是 10． 5%，显然是一个超速的增长。至于增长的源泉或者说实现这一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学家比较认同的有这样几个： 首先，90 年代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结构改革，把国有部门压缩到了比较小的规模和有限的部门； 其次，我们有了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的快速流动，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 再次，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迅速把我们的制造业融入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成为了世贸( WTO) 的成员； 最后，我们也遇上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就是 2008 年之前的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保持了非常好的增长势头。这些东西加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去解释过去 20 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
但是，以上这些分析还只是总括型的。一个重要而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 从地理上看，我们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主要还是发生在东部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快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拉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不妨说，沿海地区成了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我在去年 11 月 4 日应邀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年度中国讲座上专门讨论了 90 年代以后为什么长三角会迅速崛起。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是在广东和福建地区的，所有的特区也都是在广东和福建。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见起色。为什么在 1993、1994 年之后整个长三角地区像凤凰涅盘般地重生？ 当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轨道之后，用了差不多 10 年的时间就超越了走在长三角之前的广东和福建地区。
广东、上海和长三角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这跟邓小平关于部分地区先行一步的思路有很大的关系。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战略上必须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平衡思想，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把更多的资源推向内地。邓小平的思想是要通过利用沿海的地理优势( 所谓的比较优势) 迅速地把中国经济纳入到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正好是亚洲四小龙需要把它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来的时候，所以广东和整个沿海地区的开放正好提供了一个对接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沿海地区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发展和进步的，特别是像长三角地区是不可能在过去 20 年有这么快速的财富积累的。对这个战略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符合了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的。
对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上面的重要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因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内地，也就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受到全球危机影响的程度并不大。最近我到了广东，两次去了浙江，两次去了安徽，为什么去这三个地方呢？ 的确是想感受一下，在我们的沿海，在我们的中部地区，其经济发展的格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到了广东和宁波，见到了政府和企业界的朋友，可以说大家非常悲观，因为那里的很多出口企业很困难，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对当地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外部的危机冲击了当地企业的出口，这些出口加工行业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对他们的冲击实在很大。我们大概有几百万家这样的企业是在做出口。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存在着那些只做出口而不做内销的企业。最近，很多经济学家来解释这样的现象，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会存在着只做出口的企业。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可能处在出口和内销之间的某个比例上。可是中国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他们不做内销，只做出口。个中道理也不难理解，中国国内的市场整合不够，整个市场的整合速度比较慢，渠道资源多被垄断。中国的很多东西为什么比美国还要贵？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物流的效率不高，大量的费用发生在中间环节。所以很多企业不愿意做内销，因为他没有渠道，而他要进入这个渠道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利润率很低，但做出口相对比较容易，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中间费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要启动改革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而又被大家忽略的改革就是流通领域的改革。国务院在今年 5—6 月份的时候出台了一个关于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注意。
在过去的 20 年，沿海地区迅速地变成了跟世界市场连接的一个加工平台。一个事实是，沿海地区是外资( FDI) 和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沿海的 FDI 占了全国的 85% 以上，沿海的出口占了全国的 90%。如图 3 所示，苏、浙、沪三个地区的出口占了 40%，广东的出口占了 30%，渤海湾占了17% 左右。在过去 20 年，这一地区的投资和制造业贸易活动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为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扩张和制造业扩张其实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沿海地区，跟内地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差不多 5 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中西部地区其实还停留在非常缓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的震荡和冲击首当其冲影响的是沿海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应像金砖四国一样，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下子掉到 2%—3%，但是没有，我们仍然有 7%，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其实很简单，因为中西部地区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很小，依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约 2006 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已经开始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了，所以，即使沿海地区受到了欧美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但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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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引擎从沿海向内地的转移是过去 5—6 年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现象，它表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区域发展的模式似乎比东亚地区更吻合。Kaname Akamatsu 于40 年前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事实上，过去的 5年里，我们发现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资本正在向中西部转移。这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开始放缓的原因，这进一步导致沿海地区的工人工资持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这些年以每年超过 10%的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的这种跨地区的再分配。确保成功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和企业的转移，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过去 20 年间，得益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沿海地区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今天，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正因为资本积累的加快而不断提高，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缩小。我深信，中国地区内部的“追赶”对于中国从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对经济学家而言，这符合 Simon Kuznet( 1966) 假设的模式，这也符合邓小平先生设想并希望遵循的不平衡发展的战略模式。
这个转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过去 20 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沿海地区迎来了新的成本条件。沿海的超高速增长最终带来了支撑增长条件的快速变化，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最终发生了变化。其实如果大家关注我们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这些年来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比如企业招工难、土地供应日趋紧张、部分劳动密集制造业企业外迁、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等。这些现象是制造业成本开始快速上升的结果： 汇率升值； 工资上升； 土地快速升值( 地价快速上涨) 。这些变化引起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逐步改变。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大概从 2005 年开始就大量地接收来自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资本的转移。最近我去了安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皖北，一个是皖江，大量来自于沿海地区的企业在那里落户。
而那些留在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出口型中小企业必然面临严峻的局面。出口市场萎缩，订单减少，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大幅度减速不可避免。过去我们每年 30%、40% 的出口增长率( 如图 4 所示) ，现在降到 10%以下。今年上半年只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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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个趋势继续维持下来会怎样？ 我的看法是： 如果我们的增长引擎从沿海往内地持续转移下去的话，中国的过度出口的现象会逐步消失。一直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过度出口的国家。可能从现在到未来 10 年中国会成为不断走向正常贸易的国家。根据经济学的引力模型，大国比小国的贸易占比要低。比如美国的贸易占 GDP 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 20%。日本在被中国赶超以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其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比美国高一点，但也不超过 30%。所以通常来讲，大国比小国的占比要低。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经济总量变得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从正常的发展规律来讲，的确应该是贸易占 GDP 的比重和出口占 GDP 的比重会逐渐回落，从现在出口占 GDP的 40%逐步地下调到 30%以下。这个下降背后的机制其实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是我们的产业资本从沿海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因为中西部地区就目前到未来的十年中，很难判断出大量的企业是做贸易的，大量的企业转向内地为的不是出口，而是内销。那些只做出口的企业留在了沿海地区，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很多企业还转移到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有人做过一个研究，把中国的国土面积与人均 GDP 控制住以后，发现2008 年中国的出口占比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高 70%，跟英国 19 世纪中期差不多，可是中国应该像美国才对。因为是一个大国，内陆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理应更像美国，事实上我们却像早期的英国。这个现象反映的就是沿海发展战略在过去 20 年中扮演的一个角色，但今天沿海的出口优势在逐步地消失。这个优势的消失过程应该是中国贸易正常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的引擎在逐步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的 5—10 年间，中西部地区在我们的 GDP 增长里面的份额和贡献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支撑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
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怎么确保我们的增长引擎在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当中实现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现在沿海地区的经济跟亚洲四小龙的距离已经不远，但是怎样才能缩短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这是沿海地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更好地解决好产业升级的问题至关重要。
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现在沿海地区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产业的升级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未来 10 年，沿海地区的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不再可能。所以可以想象，未来发达地区的产业形态一定是由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来驱动的。在未来发达地区比如像江苏、上海这样的地方，它的人力资本会变得越来越贵，物质资本变得越来越便宜，所以在国民收入里面，劳动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高。我们曾经利用资金流量表计算发现，在 2000 年的时候，劳动收入占当地 GDP 的比重份额较高的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沿海地区反而是低的。什么道理呢？ 因为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化程度低，主要的产业是农业，农业使用的劳动比较多，所以劳动的份额就比较高。发达地区的工业化程度高，资本/劳动比例较高，所以它的劳动收入占比反而低了。可以预料，从现在到将来的 10 年，发达的沿海地区随着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劳动收入在 GDP 中占的份额会越来越高，这样才能支撑新的产业形态。那些高新科技的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这样的产业，都是以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支撑的。
所以在中国就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大量的中西部地区现在还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那里还有相对便宜的大量劳动力，土地闲置还比较多； 沿海发达地区则面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问题，面临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从而成功转向所谓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形态，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出现了所谓重庆的模式、广东的模式、浙江的模式、上海的模式。在当今这样一个地区差异这么大且如此多态的发展阶段，我们很难指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和产业政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广东提出“腾笼换鸟”、上海提出“创新驱动”等口号，其实反映的都是地方政府在寻找跟自己的发展阶段更匹配的产业形态的努力。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地方大胆试验、自主推进产业升级的做法，而不是用更加集权的办法或者用“自上而下”地推行产业政策的办法来实现整齐划一的产业升级。事实上，现在“自上而下”推进九大战略性产业的做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
最后我想说一句话，中国过去的成功被总结为中国模式，但我一直说，如果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