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来已久的经济增长模式之辩中，国家资本主义似乎在近几年中占了上风。美国和英国等自由资本主义的化身在2012年继续表现萎靡，而许多亚洲国家依靠各式各样的政府干预，不但在过去几十年中实现了快速稳步增长，而且成功抵御了最近的经济风暴，令人刮目相看。那么，经济学教科书应该因此而改写吗？
事实上，经济学从未宣布自由放任市场比国家干预甚至国家资本主义更好（economics does not say that unfettered markets are better than state intervention or even state capitalism. ）。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不是经济上的。任何现实世界的经济体都会经历市场失灵，因此仁慈的、权力无限的政府很可能会经常出手干预。但你见过权力无限又仁慈的政府吗？
为了理解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回忆一些早期例子是有裨益的——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是试图战胜市场失灵的现代社会，而是古老文明。事实上，与农业或民主一样，国家资本主义在世界史的各个阶段独立地出现过。
比如希腊青铜时代（Greek Bronze Age）。在此期间，在地中海周围形成了聚集在政治精英周围的城邦国家。这些国家没有货币，事实上也没有市场。国家课以农业产品税，并控制着几乎所有商品的生产。国家垄断贸易，并且在没有货币存在的情况下，所有商品的流通都必须得到法令的许可。国家向工人提供食品和原料，收取他们的产出。本质而言，希腊青铜时代社会的某些元素和国家资本主义极为相似。
印加人也是如此。西班牙人到来之前，他们建立了巨大的安第斯帝国。他们也没有货币（和文字），但国家会组织十年一次的人口调查，建造了约25000英里道路，建立了传驿制度用于送信和收集情报，所有信息都用结绳记事的办法传递，大部分今天已无法解读。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对土地和劳动控制的一部分，其基础是中央计划的资源配置和高压。
希腊青铜时代城邦（如克诺索斯、迈锡尼和皮洛斯）、印加帝国、苏联、韩国等，这些截然不同的社会是如何最终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呢？
要知道答案，你必须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关于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而是关于实现对社会和经济的政治控制最大化的问题。如果国家管理者可以攫取所有生产性资源，控制获得这些资源的途径，他们就实现了控制的最大化——即使这会牺牲经济效率。
平心而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国家资本主义有助于巩固国家和集中权力，而这是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对经济的政治控制一般总会形成问题，因为治国者头脑中并没有社会福利和最优资源配置的概念。希腊青铜时代和印加帝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动机并非经济上的无效；让经济更具效率也不是它们的目标。它们所做的是巩固政治权力。
从更深层面讲，真正的二分不在于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而在于掠夺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掠夺性制度创造了不公平的条件以及狭隘集中的利益，得利者是掌握政治权力者及其关系网。包容性制度创造了公平的条件，为普罗大众提供激励和机会。
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包容性制度要求私人部门强大到足以制衡国家计划。因此，国家所有权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毁掉包容性社会的这一支柱。
这可不是对自由放任市场的认同。国家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理应如此。即使在包容性制度下，现代经济增长也常常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和特权，危害这些制度的生存。现代管理型和再分配型国家可以在一定的约束内纠正这些问题。但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社会控制国家，而不是相反。
只要精英能够维持国家资本主义并从中获益，国家资本主义就会存在下去——即使经济增长最终陷入停滞。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最终将会如此。持续经济增长以包容性制度为先决条件，因为创新——以及创造性破坏及其所蕴含的不稳定性——取决于包容性制度。掠夺性制度（一般而言）和国家资本主义（尤其如此）能够维持经济增长一阵子，但像韩国在上世纪60~80年代的赶超增长经历已是极限，此后，社会和经济就必须开始更加彻底的转型。
（达伦·阿西莫格鲁系MIT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两人合著有《为何国家会衰落：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