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卸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的林毅夫(Justin Lin)，写了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该书旨在为经济发展指明道路。说它雄心勃勃，是因为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为经济发展指明道路就是该学科孜孜以求的目标。说它优秀，是因为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总体上论述得很成功。你不一定要认可林毅夫的所有主张，但你得承认，他的这番贡献具有极高的价值。
林毅夫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务实。作为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崇拜者，林毅夫也信奉“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认同市场力量的决定性贡献，但同时也主张政府有责任将这些力量推向正确的方向。他认为，只有这样，贫穷的国家才能通过漫长的努力实现繁荣。
更确切地说，该书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该学说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经济学家的旧结构经济学有所区别，也与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有所区别。林毅夫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芝加哥大学求学。
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同的是，林毅夫倡导的学说也认识到了企业家无法独力克服的经济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但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反的是，受自身教育背景和东亚经历影响的林毅夫，还提到了利用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他拒绝接受他所谓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这种立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符。但他同时还强调了积极的政府在引导经济、克服经济持续发展之障碍中发挥的作用。这就是非正统的思维了。
不过，这种思想如何转化为实际政策？在林毅夫所说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框架分为六步。首先，为本国挑选一个参照国，参照国应与本国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但人均实际收入为本国的两倍。然后，找出参照国过去20年一直在增长的可贸易行业。其次，如果国内企业在这些行业已经很活跃，那就找出进一步升级和新企业入行的瓶颈限制，然后采取行动消除它们。第三，如果国内在这些行业不存在活跃的企业，那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这些行业。第四，找出国内企业已获得成功的行业，扶持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改善基础设施或支持研发都是可能的选择。第五，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较差的地方，将活动聚集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第六，向先行企业提供有时间限制的激励。
框架的基本想法是，发展可以走“小步跨越式”道路——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国家必须胸怀大志，但决不能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这种想法很好地概括了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发展历程。
林毅夫把他的框架应用于一些明显的挑战：前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改革历程，以及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困境。他的一些说法很有趣。但他提出的、叶利钦(Boris Yeltsin)曾面临与邓小平相同政治经济选择的假设，却很难说服我。
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是一种普适的经济发展理论。例如，林毅夫忽视了“合成”问题：让每个穷国都在同一时间遵循相似的发展道路可能有较大难度——全球对服装的需求量能有多高？我的另一项异议是，他低估了在资源型行业（包括农业）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个难点是，某些国家面临格外难以消除的瓶颈限制：被基础设施不足的贫穷邻国环绕的内陆国家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样，林毅夫还忽视了当世界各国都在发展时出现的资源瓶颈。
不过，这只是些琐碎问题。毋庸置疑，林毅夫的学说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也许是身为内部人士的缘故，林毅夫对东亚发展道路何以成功的解释，比其他任何人都精辟。当然，他的学说存在一个条件，即政府要能干且富有支持性。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发展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取得成功的。还有，这本书的文笔也很出色。该书立足于最重要的主题，睿智、创新、务实、发人深省，真的值得一读。读者们，行动起来吧。
本篇书评的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Economies Can Take Off)，林毅夫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定价20英镑/28美元
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 林毅夫
译者: 张建华
出版年: 2012-9
译者: 张建华
出版年: 2012-9
〈附录〉新挑战与新的解决方案
【编按】 以下是本书第一章「新挑战与新的解决方案」的部份摘录：
自从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以来,我有足够的机会去思考一句美国古谚: “许愿要小心，因为梦想会成真。”无论是好是坏,我的任期恰巧与自大萧条以来无论在规模还是影响范围上都最为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同时。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于经济减缓。大多数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们严重低估了危机发生的时间、速度以及严重性。因此，虽然已经采取了有力的宏观政策对策,但目前的形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不同于以前发生的许多其他危机,本次危机不是由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管理来说，危机带来的挫折和挑战始料未及。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较少使用引发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加之有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足额外汇储备，因此实施了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刺激计划。但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跨国银行分支机构带来的短期巨额资本流入、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价格过高的房地产市场或执行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有限空间。
本次危机波动之剧烈、后果之残酷以及不平等状况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却或许是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危机影响非洲大陆的每一个传播渠道都带来了特别严重的不利冲击。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尽管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有益，却使得许多商品出口国的出口和政府收入大幅下降。即使是那些由于价格高涨获得意外之财的国家也遭受到危机的巨大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非石油部门很小且高度依赖于政府支出。
在经济衰退之前已经飙升至历史高位的私人资本流入 (超过对非洲大陆的外国援助)也出现了急剧下降。非洲股市平均下跌了40%,还有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则下跌超过60%。 对于劳务出口国来说，一直处于增长且成为这些国家很大增长源泉的输出劳务汇款也出现大幅下降。只有外国援助在持续增加,但仍明显低于2005年八国集团在格伦伊格尔斯峰会上的承诺,而当时全球经济形势比现在好得多。随着援助国刺激本国经济和财政整顿计划的压力日益加剧,可以预期对非洲的援助总额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减少。这样极有可能减缓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阻碍其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
然而幸运的是，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已经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政策制定者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次危机的空前规模与危险性。其他二战后发生的经济危机或者出现在个别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拉丁美洲、墨西哥、东亚和俄罗斯联邦)，或者只出现在一两个高收入的国家(如瑞典、日本)。它们的影响只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这次危机不同的是几乎使所有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时受到了影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单一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或贸易政策避免高失业率与巨大的产能过剩。
由于20国集团国家强有力的政策协调，世界才避免了又一次大萧条的发生。政策制定者通过使用各种手段对危机做出了快速和创造性的反应，其中包括可信的自由贸易承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以及对金融部门坚定的且经常是创新性的支持(流动性供应、资本结构调整、资产购买以及对各种类型的资产和负债和担保)。其目的是缓冲信贷危机和金融动荡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影响,减少经济疲弱和金融压力相互加强的反馈循环的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政府采取的迅速行动阻止了全球经济危机扩散并减轻了危机带来的影响。尽管政策短期效应帮助世界经济避免了大萧条,但是并没有解决系统性风险增高、资产价值下降、信贷收紧等潜在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沉重打击了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更加剧了全球经济放缓。中央银行向银行与初级交易商提供流动性并不总是非常有效,因为伴随着房地产、建筑业以及更广泛的制造业部门的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的商业环境中充满了对资本、资产质量和信用风险的顾虑。即使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这些顾虑也制约了众多中介机构扩大信用额度的意愿。其结果是全球复苏力量变得十分脆弱。此外，增长速度的预期不足以解决高失业率与产能过剩的问题。而经济下滑的风险日益增加,尤其是那些与潜在的汇率冲突相关的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
事实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两轨的复苏,构成全球经济70%的高收入国家还在与高失业率、巨大的产能过剩、高企的政府债务、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动荡的金融市场作斗争。在我看来，全球危机确实由金融部门引发，但是全球经济持续性复苏的主要挑战仍在于实体部门。产能过剩对企业盈利、私人部门投资和家庭消费可能具有持久的负面影响，而且它最终可能导致传统货币政策失效,尤其是在富裕国家。
当产能未被充分利用时,由于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就业保障而影响家庭消费，低利率可能无法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 同时产能过剩还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恶性循环:资产价格(房地产)、私人投资和家庭消费可能持续疲软，从而产能过剩仍将持续下去。这一动态过程将会给资产价格和企业盈利造成更大的下滑压力,并增加不良贷款总量。此外，众多行业的工资仍持平或下降,这将进一步削减个人消费。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往往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在一些大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观望态度造成产出的持续螺旋式下降：由于对就业保障存在顾虑和对未来缺乏信心而造成的消费减少使产能进一步过剩。
受危机重创的发达国家需要对其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体系和金融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重获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一国产能过剩巨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时，结构性改革一般不被看好，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可行。此时的出路不是采用传统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而是由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协调推动全球生产率上升的、打破瓶颈的基础设施项目，以产生的足够需求以吸收过剩的产能，并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2009年2月，我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演讲时称之为“超越凯恩斯主义”。 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发达国家的疲弱经济增长——被称为“新常态”——将会持续下去。当面临产能过剩的时候,“廉价资金”将不会刺激私人需求。 相反,廉价信贷将会鼓励投机性、逐利性的风险投资，使得一些资产价格激增,特别是在新兴市场通过套利交易和其他短期资本流动的形式。鉴于许多国家实体经济的低盈利能力,这种价格上涨可能不会一直持续。如果不断上升的债务挑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财政政策将会更有作为。 如果政府和私营企业的领导者能够甄别目前制约增长的关键领域并进行投资,那么当前的支出不仅会在短期内起到刺激需求和就业的效应，而且可能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光明未来铺平道路。这将有助于克服由财政政策刺激未能提高生产率而产生的持续性债务问题。
全球危机爆发时,世界银行在行长鲍勃.佐利克的领导下,迅速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危机应对方案来帮助其成员国：加强社会安全网以避免对易受影响国家的长期不利影响；支持中小企业以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投资于打破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作为反周期的干预措施。无论全球经济如何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经济的动态增长都是极其重要的。增长和就业是在当前维持社会稳定、减少贫困以及在未来实现它们发展愿望的关键所在。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这也将有利于全球持续复苏。那么如何实现持续增长呢？全球危机为发展经济学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思各种经济学要义与政策。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反思”成为媒体与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术语。2010年4月由乔治-索罗斯捐资成立的“新经济思想研究所”在剑桥大学举行了建所庆典会议“经济危机与经济学危机”。我很高兴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参会者之一，会上我观察到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记者对许多广为接受的经济学观点提出了质疑。我还见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我的同行奥利弗-布兰查德，他做了许多怀疑论者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表现出经济学家的谦逊，并承认在判断上存在错误。他写道:“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周期波动的稳定下降归功于自己，并认为我们懂得如何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没能抵制住这种诱惑，这场危机显然迫使我们对之前的评估提出质疑。”（Blanchard， Dell'Ariccia， and Maur-，2010，p.3）
总结长期以来存在传统观点，他还观察到:“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即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工具，即利率政策。只要通货膨胀是稳定的，产出缺口较小且比较稳定，货币政策就算履行了它的职责。我们还认为财政政策一直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因为政治约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实际有效性。同时我们还认为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之外的。”（Blanchard， Dell'Ariccia， and Maur-，2010，p.3）其他知名学者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9)、阿克尔洛夫(Akerl-f， 2009)和克鲁格曼(Krugman， 2009)也质疑了一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对竞争性市场可以产生足够的商业激励、有效的产出和财富的假设。
发展经济学是在二战后才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几波理论在提供政策处方方面经历了更为明显的失败。可以肯定的是，发展经济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凡的见解。但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持续性贫困表明，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迄今为止仍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知识议程以帮助低收入国家产生和分配财富。
然而几十年后，那时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人类过去百年历史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对这一期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不同国家迥异的发展绩效而着迷。他们会对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少数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感到吃惊。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快速地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业经济，使数亿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
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些成功的国家很多都走着不同寻常的发展路线:实际上很少有国家采用了那个时期主导的政策处方。把世界人口排名第三的美国排除在外， 四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这大大提高了世界40%以上人口的生活水平。同样的增长也出现在其他一些南美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毛里求斯、埃塞俄比亚和加纳)。但这些国家几乎都没有采用现行发展理论的标准政策建议。
但是未来的经济史学家也会对很多其他国家未能获得持续增长而感到迷惑不解， 这些国家占世界总人口六分之一以上的十亿人还未逃脱贫困的陷阱(这部分人口被保罗-克利尔称为“最底层的10亿人”); 他们还会注意到，尽管发展中国家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各多边发展机构也给予了援助， 但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之前， 除了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之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仍难觅缩小的痕迹。同样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国家在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增长之后，就出现长达几十年的停滞（即使不是几百年）。阿根廷、俄罗斯、叙利亚、菲律宾和南非就是著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例子，即当它们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的时候，其增长将会放缓。
如何理解经济成功或者失败的含义？经济学家们就这一学术性问题探讨了几个世纪，最近增长委员会报告 也在关注这一主题。但是，除了对一些广泛原则的共识和对“放之四海而皆准”方法的拒绝之外，经济学家们仍然很难确定与某个具体国家直接相关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杠杆。
本次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也证实了这一情况：尽管出现全球衰退，持续高增长的国家依然可以表现得很好。这场危机以其巨大的人力、金融和经济成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去反思几十年来的增长研究和发展思潮，从成功的国家吸取政策的经验教训，并探索未来的新方案。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消除贫困已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应对当前跨越国界并导致全球不安全(疾病、营养不良、不安全、暴力)等主要问题的一个重要策略，对经济学家来说，思考发动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新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