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佩里·安德森，前《新左翼评论》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着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的起源》等着作，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和社会学系。
如果说20世纪受俄国革命的轨迹主导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单一事件，那么21世纪的形貌便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苏维埃国家，这个一战的产儿，二战的胜利者，于第三次的冷战中被击败，问世70年之后在几乎未发一颗子弹的状况下解体，迅速得如同它当初突然出现。现存的俄罗斯，面积小于启蒙时代所知的俄国，人口不及原苏联的一半，而且与沙俄末日相较，如今重建起的资本主义更加依赖原材料出口。即使不排除未来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至少目前看来，无论怎样积极评价，十月革命的遗存都十分有限。其最为深远巨大的成就，是在消极意义上：苏联的确击败了纳粹，这是任何其他欧洲政权都无法与之比拟的。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今天普遍接受的结论。
而中国革命的后果却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在进入第七个10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经济的一架引擎，对欧洲、日本、美国三地同为最大的出口国，在世界上持有最多外汇储备，也是有史以来，最大数量的人口在四分之一世纪中保持最快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国家。其大城市在商业和建筑领域有着无可匹敌的雄心，其商品无处不售。它的建设商、探矿者以及外交官为寻求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影响力而游走全球。无论是昔日的敌人还是朋友，此刻都在献殷勤；这个“中央之国”在其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权，影响及于所有大洲。关于前苏联解体，关于其所标志的整个局势的转折，“共产主义的失败”成为无出其右的最经典表述。可是20年之后，这个封号看起来有点欧洲中心。从某种眼光来看，共产主义不但仍然存在，而且还成了这个时代的成功范例(译者注1)。不消说，在这一成就的特质与规模中，有着不止一处令人不快的反讽。但是谈到革命在中国与俄国的命运之不同，则是毋庸置疑的。
如何解释这一对照呢？这个问题尽管有着世界－历史意义上的重要份量，却从来没有被充分讨论过。当然，其中关键不仅仅是要比较两次极为相似却又各有特色的大动荡，比如曾为人熟稔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俄国革命之比较，被考察的两者在各自不同背景下并没有其他关联。而中国革命则直接发源于俄国革命，并且一直与后者紧密相连，从中获取启发或教训，直至二者在1980年代末同时到了见真章的时刻。这两场革命的历史经验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构成了自觉的连续演进 。无论怎样考察中俄革命的不同后果，二者的关联都必然要进入视野。而要解释这些问题，又需要进一步在若干层面上进行反思。本文将分疏其中的四个层面。第一，这两场革命的政治动力——即两国各自的政党，及其各自所采用的战略——从其主观意识上讲，在多大程度上相异？第二，当两个掌权的政党各自开始实施改革时，它们的客观出发点——包括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是什么？第三，两个政党各自采纳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第四，哪些来自于两个社会各自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成份，可以被视为是导致了两场革命及其改革最终结局的内在决定性因素？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健在而苏联已消失，而且前者的未来似乎也是国际政治面临的中心困扰，本文结构上将以中国为中心，以俄国为其投影之镜监——俄国并不是唯一相关的镜监，但却是其他镜监难以回避的条件，这一点很快就会得以明确。
一、革命的孕育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是一场极为迅疾的城市起义，仅仅数天就在俄罗斯那些重要城市中成功夺权。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的速度与领导革命成功的政党集结成型的速度恰相匹配。在尼古拉二世退位前夕的1917年1月还只有不超过两万四千名党员的布尔什维克，9个月后倾覆克伦斯基政权时，已经迅速壮大到20多万人的规模。他们的社会基础在于年轻的俄罗斯工人阶级，而这个阶级在全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3%。他们在农村毫无影响，那是超过80% 的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地方；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至少没有比社会革命党做得更多，而后者1917年曾得到农村广泛的云集响应。俄国革命仅凭如此单薄的支持力量便迅速获得胜利，完全是因为一战中惨败于德国人的沙俄政权已筋疲力尽：军事失利引发叛乱，瓦解了沙皇在国内的镇压体制，而二月革命也只留下了一个犹如摇摇欲坠的棚屋一般的继任政权。
然而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在这样的真空中被轻而易举地夺取，那么它一定很难维持。大片俄国领土被德国人占领。而当德国本身于1918年落败时，十个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塞尔维亚、芬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希腊、法国，以及日本——分别派出远征军前来支持白军，企图摧毁新政权。这场艰苦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920年。当战争最终结束时，先后经历了世界大战和内战的俄国已是满目疮痍：乡村里，到处饥馑；城市中，工厂废弃；工人阶级被战乱以及国家工业化的倒退所摧毁。列宁的政党，其社会基础或者被瓦解，或者已被吸收到新国家的结构中，成为孤悬于残破不堪的广袤国土之上的权力架构：其统治与内战的悲惨联系在一起，而不再令人联想到十月革命曾带来和平与土地的厚礼。
十月革命以超绝努力造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覆盖了前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拒绝以疆界为基础来界定自己的现代国家，新生的苏联并未诉诸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或是民族构建。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全世界劳工运动的团结一致。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巨大的落后国家——经济几乎都还是农业，而人口大多是文盲——取得了政权，苦于在这样一个尚没有任何完整的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的社会里坚持社会主义的激进承诺，曾指望欧洲更为发达、更工业化的国家发生革命，帮助他们脱困。这是个四面受困的执政者很快就输掉的赌博，而且从一开始便对其治下的大众没有多大意义。既缺少国内支持，也无法从国外获得援助，苏维埃政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尽快实现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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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起源于俄国革命的感召，中国革命却改写了几乎所有俄国革命的条件。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4年后党员仍然不足一千；此时她第一次开始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既受到中国沿海城市工人阶级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斗争精神大爆发的催生，又得益于至关重要的苏联顾问和孙中山领导下羽翼未丰的广东国民党政权的物质支援。从这一奠基时刻到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横亘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其间的里程碑事件家喻户晓：1926年的北伐战争，联合了国共两党讨伐主要的军阀政权；蒋介石1927年在上海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随后的白色恐怖；1931年成立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国民党旨在将其铲除的五次围剿；1934-1935年间从江西到延安的红军长征，以及中共领导下西北边区的创建；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还有1946-1949年的最后一场内战，人民解放军最终横扫了整个中国。
将这一经验与俄国的政权易帜区别开来的，不只是截然不同的时间向度。两者的夺权方式也是迥异的。按照韦伯的著名公式，如果将国家定义为在确定疆域内对正当性暴力的垄断，那么革命就总是要打破这种垄断，并出现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称之为双重权力的局面。从逻辑上说，这种局面可以经由三种不同方式达成，各自与韦伯公式中的三个关键词相对应。首先，革命可以用摧毁统治正当性来打破国家对权力的垄断，造成国家无法使用强制手段来镇压反对它的运动。伊朗革命可以视为一个例证，这场革命并没有发生战斗，王室倒台的时候，军队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另一种情况是，革命可以使用造反的暴力直接反抗国家暴力体制，在尚未获得普遍正当性之前，就用一记毁灭性打击将其彻底击垮。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模式，这种模式只有在对手十分虚弱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
最后，革命还可以在打破国家的权力垄断时，既不是从根本上剥夺其正当性，也不是暴风骤雨般地解除其武装力量，而是通过蚕食足够多的领土来建立一个对立政权，如此一来，它迟早会腐蚀掉国家所占有的势力和人民的认可。这是中国革命的模式。这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游击力量夺取政权的一般路径，南斯拉夫和古巴的革命者也是这么做的。中国情况的独特之处不在于革命在国家内部相继建立的一系列“反叛政权”，而在于他们交相延续的长久。需要解释的，正是这种持续性所依托的条件。
在世纪之交，罗曼诺夫王朝无论有多么孱弱，都无可比拟地大大强于清王朝：作为本土的固有体制，能够为其所用的不但有若干发达工业的基地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庞大的军队以及深厚的爱国主义忠诚——这是来源于俄国对拿破仑的胜利。在远东，俄国在蚕食中华帝国的欧洲列强中最为贪婪。只是因为战争中先后面对日本和德国的两次严重溃败，才引爆了反对罗曼诺夫王朝的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而清王朝则与此不同，早在19世纪中叶就因被看作是外来政权而遭到憎恨，很快又因贪腐到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而受唾弃。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王朝从来没能重新获得对全国各地武力的中央控制。清政府已经变得如此虚弱，以致于1911年，在没有遭遇到任何协调一致的反抗运动的情况下便轰然倒塌。后续政权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韦伯公式里的国家标准。中华民国先是分化为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后来又发展为以南京为基础的混合政权，其中国民党控制着围绕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各地军人政权分掌周边地区：蒋介石从来没有控制过中国传统上18个省区的一半以上，通常连一半都不到。
正是在这诸多权力中心相争斗的迷宫里，中共才有可能在不同管辖权的夹缝中落脚，并建立起具有机动性的反抗力量。但是，尽管中共从未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与一个统一的国家机器正面对抗，它的对手却更难对付，失败的风险也更高。国民党政权虽然被局限在由其牢固掌控的战略要地范围内，但直到寿终正寝，它都既不是一种绝对主义统治，也不是虚有其名的过渡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与其时代共生的对抗者，它们以相同的组织形式组建而成：这是同等现代的对手，企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掌握中国。不过，国民党有着远为强大的军队，配备有重型装甲，并在一系列培训与战事中受到过德国军事精锐——冯.塞克特(Von Seeckt)将军和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的调教。同时，国民党还坐拥中国最富庶地区的税收。假若日本没有在1937年对南京政府发起全面攻击的话，则无论长征曾体现出何等的英雄主义，国民党也一定早在1930年代末就把共产党扫荡殆尽了。
在日本入侵造成的紧急状态中，蒋介石——错失了他的猎物，却仍然执着相信共产主义是更大的危险——证明了他抵抗外来侵略者时的无能为力。这位日本军方的长期合作者——他策画1927年上海清党大屠杀时即与日方合作，并曾于事后不久飞往东京与日军总参谋部签署一项协议——本来已默认了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如今只能退守内陆；珍珠港事件后，他更想着坐等美国去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以便他能用毫发无损的嫡系部队继续对付共产党。然而，日本1944年在中国发动最后的“一号会战”(译者注2)，将国民党的精锐师团重创到难以重建的地步，让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因为拒绝全力抗日卫国，蒋介石独裁统治所招致的名誉损失不在军事失利之下。
在国民党控制与日军深入的范围之外，中共则以偏僻的延安边区根据地为依托，在整个华北展开了日益卓有成效的抗日游击战。中共力量的壮大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将农村改革——减租减息，免除债务，有限度的土地再分配——与抵抗外敌相结合。这两者的结合在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中，带来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为中共提供了俄国共产党从未获得过的深厚社会根基。在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中共党员人数从4万增长到120万，军队从9万成长为90万大军的规模。一旦日本投降，中共撒下的火种就在华北平原发展为燎原之势：到1947年内战再次爆发之际，中共党员人数又翻了一倍多，达到270万人的规模。与此同时，在中部与南方的国统区，猖狂的腐败与通货膨胀摧毁了都市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尽管拥有美械装备，仍然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对手。随着解放军向南方挺进，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将领选择投诚或倒戈：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几乎没有用到一枪一炮，中国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手中失落。
俄国的内战发生于革命之后。就像是对革命的报应，内战让俄国陷入了比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还要糟糕的境况。而在中国，革命结束了内战，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彷佛是一种救赎。在超过百年的岁月里，中国还没有看到过一个能够对外抵御列强侵略、对内维持全国秩序的中央政府。共产党却同时带来了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随着国民党的溃败，美国军官、英国炮舰、日本滞留人员，全都被迫卷铺盖走人了。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反倒带来了复苏和稳定。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腐败被消除，各种供给也恢复了。在乡村，地主被打倒；在城市，并没有大规模徵用的必要，因为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业在国民党治下就属于国有，而买办资本已逃往香港或台湾。中产阶级在国民党统治末期早已离心离德，以致于共产党到来时，许多人非但没有抵抗，反倒终于松了一口气。随着生产的恢复，工人回复正常就业，重又领取薪金。体现着爱国主义理想和社会风纪的人民共和国，在其诞生之际，就赢得了苏联从未奢求过的大众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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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异的基质特征分别在两个革命政权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印记，其中，使用强力与获取同意所占的不同比例始终对比鲜明。在斯大林治下，内战之后的苏共曾先后两次获得大众的主动支持。第一次是出于那些来自农村的新一代工人，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工业化运动中被动员起来，感染着虽然未必普遍但却真实存在的集体主义热情和狂飙突进的氛围。第二次是在二战期间，在举国上下与纳粹侵略者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苏联政府得以仰赖更为广泛的俄罗斯爱国主义的支持。但是这两次都没能改变统治者对他们所统治的大众的不信任。当大众的拥护上升时，苏维埃体制就抓住机会利用。但是其基础在于压迫。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年代，秘密警察成为比共产党本身更为核心也更有权力的机构。暴力无所不在：对付现实的或想像中的敌人，暴力都不由自主地成为首选，对付自己人时尤其毫不手软。
在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这个体制发作过两次：1920年代晚期的集体化，以及1930年代的大清洗。在集体化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对农民发动了全面战争，大规模强制迁移和饥荒导致了约600万人的死亡，农民自此成为抑郁且没落的社会力量，而俄国的农业自此再没有恢复过。在大清洗中，不仅所有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老将，而且几乎全部的第二代党和国家核心领导人，以及大批其他的受害者，都被网罗消灭——总人数至少有70万。那些在这场残暴行动中没有立即被处死的人都被送到了劳改营；那些年里，劳改营容纳了200万人，人数多到足够组成俄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二战胜利后，恐怖统治减弱了。然而，无论斯大林在战场上怎样被神话，恐惧始终是斯大林权威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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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长于斯大林的影响之下，继承了苏联模式，也发展出与苏联一样的统一的纪律，威权的结构，以及统率的习惯。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意识型态上，中共于1950年代初期创建的新国家都亦步亦趋地仿照着苏联。而且还不止于此：此后的岁月里，共产党统治使中国承受到与苏联体制类似的两次发作。中共的根基在农村，农民也基本上保持了对其领导的信心，因此中共得以在之前的土地分配基础上，几年内就迅速全面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而没有造成俄国农业集体化那样的灾难。但中共决心要加快发展步伐，于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创造出了人民公社，以期既能发展土法上马的群众工业，又能增加粮食产量。结果，劳动力转移到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带来粮食歉收，最终导致了百年来最严重的饥荒，造成至少1500万甚或高达3000万人的死亡。8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刈刀挥向党自身，大批成员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清洗，而且就像苏联一样，清洗延伸到党外。从所有表象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像是因为陷入一种无从更改的动力机制，重演了苏联的两场最糟糕的灾难。
不过，尽管这些相似之处可能会令人瞠目，孕育中国革命的不同基质仍在延续。如果就各自人口总数来说，中俄乡村死亡人数的比例大致相当，那么造成这些灾难的机制却并不相同，灾难带来的后果也迥然相异。苏联的集体化运动针对富农，尤其是拥有牲畜的农民，旨在铲除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而且起用了军事暴力来推行。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枪口的威胁下，超过200万人的富农被驱赶到荒原地带。随后发生的1932-1933年的饥荒，虽然有灾害气候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第二次内战对乡村社会造成的摧残。与此对照，不管中国的大跃进是多么狂野的唯意志论实践，其主观目的从来不是要打击农民或其中任何一部分。既没有强迫迁徙，也没有内政部军队来搜捕顽抗者。官僚主义盲目性——由于缺乏自下而上关于实际粮食产量的真实报告(很自然，这是人为的)——而非警察暴力，才是造成灾难的直接原因。基于同样的理由，农民在之后的日子里也没有出现如苏联那样的疏离。大跃进没有让农村长久地萎靡失落；即使是遭受最严重摧残的地区，乡村生活也以惊人的速度复苏了。
中俄两国在动机与后果上的差别，更鲜明地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在1930年代后半期，斯大林自上而下地在苏联党政体制内散布恐怖，将目标对准大部分那些曾赋予他苏共中央最高权力的官员，在大清洗中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作为间谍、卖国贼或反革命分子给处决了。虽然这种不可理喻行为的全部原因还不确定，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身为个人独裁者的正当性从来就不稳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列宁也曾明确警告过苏共要提防他——斯大林深陷病态的多疑心理，怀疑身边所有的人。而采取行动时，他的基本信念就是，对付潜在怀疑者和潜在对手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死他们。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也将打击目标集中在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同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曾被迫承认大跃进的失败，并在失败已经无法再掩盖的时候，不得不接受同事们强制实施的农业政策大转弯。不过，他更广义的目的，是要防止中国重新产生出那种僵固的官僚阶层——在他看来，这个官僚阶层正在将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变为与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区别的阶级社会。为了阻遏这样的进程，他并没有诉诸安全系统，中国的安全系统从来没有获得过俄国安全系统那样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诉诸青年学生。毛泽东从社会基层释放出巨大动能，来对抗那些他怀疑会采纳苏联路径的人，而没有自上而下地诛杀他们。由此，他让国家陷入了10年有控制的动乱。
由此产生的残酷惨剧数不胜数。互不协调的暴力——政治迫害与派别对立、公开侮辱、殴打、枪击、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从一个城市扩散到另一个城市；县一级还出现集体处决。受害者的总数至今尚未得到准确统计，但至少超过了100万 。另一方面，死亡在比例数字上要比苏联政治风暴时期小得多，而且人们的受害并非出于中央的指令，而是发生于各地的恶性争斗中，由于政府机构完全被推翻，藉机报复在全国各地到处发生。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叶佐夫或贝利亚这样的指挥官。与苏联的大恐怖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超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这是一次横扫全盘的尝试，试图通过发动青年一代起来造反，达到粉碎官僚结构的目的。当时那种经历——即使仅仅因为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体制权威曾在突然间被打倒——对许多人来说都不啻于一次精神解放，尽管他们后来可能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而大失所望，甚至会成为共产党的狂热反对者。文革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用平等主义改造世界观，拒绝接受“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最重要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这样的理想在当时的任何社会都只能是乌托邦空想，更不用说在一个像中国一样落后的社会了。然而，这些宣言并不只是门面功夫。比起那一时期的政治迫害，长期停办大学与中学，把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送去上山下乡，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是文革中更具特色也是持续时间更长的举措。知青运动没有依赖暴力，还时常伴随着激情，并很好地回应了其他目标。而这些目标也影响到文化大革命中持续进行的党内清洗的具体方式。这种清洗并不包括大规模的屠杀。当众羞辱，降级下放，上山下乡，就是大多数清洗对象的典型命运，很少有人是直接被肉体消灭。思想改造的仪式，理论上秉承了延安时期“治病救人”，“不把人整死”的方针，而在——相当残酷的——实践中，也是处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嫌犯的惯常手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有约1%的共产党员被永远开除出党；而除刘少奇外，其他曾在1966-1969年间受到毛泽东整肃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基本上都存活下来了。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本人曾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没有屠杀那些曾与他共同打天下的老战友。
文化变量和政治变量相互缠绕，造就了中俄案例的不同结局。毛泽东成为了现代的帝王，行使着绝对的个人权威。但无论是出于需求还是一时兴起时所使用的暴力有多么残酷，中国的帝王传统在考量统治工具时，从来就更强调教化而非强制。文化大革命的理念——通过改造思想来改造社会，似乎社会关系是由思想观念决定的——应更多归因于儒家，而非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迁理论。即便如此，这毕竟是一个从社会革命中产生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力量——与毛泽东那句名言不同——不但出自枪杆子，也出自千百万人对这个执政党所持有的道义信任。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这种政治遗产，那么这种遗产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塑造了文化大革命，并最终制约着它。
二、异变
虽然在当初发生时前后相错了30年，这两个革命以改革规划而告终的时间却相互重叠。两国各自的改革背景分别是此前遭到失败的重建尝试。在苏联，斯大林去世之后，对其暴政的不满立刻爆发。在赫鲁晓夫统治期间，斯大林时代的机构被解散，言论审查放松了，集体农庄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对消费品的投资增加了，而且宣布了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从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21次代表大会，去斯大林化持续了约5年，势头相当猛烈。在此之后，赫鲁晓夫在国际和国内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中先赌运气再撤退；对苏共组织毫无章法的改组；还有轻率上马的农业复兴计划——引起了同僚的强烈反对，并导致了他的突然倒台。对于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以重工业为主导、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设想过是否需要任何基本的改造。这个经济体制在1945年保证了苏联的军事胜利，同时也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基础。肯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所有成就之后，战胜欧洲最先进工业强国所带来的声望也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僵化。在新纪元即将开始、苏联最需要转型为强权的关键时刻，这个体制失去了承载这项重任的灵活性 。
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增长依然很可观，军事力量也在扩张。他的政策失败表现在后来被称为“停滞阶段”的后续代价，也就是他下台后，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苏联的行政官僚摆脱了赫鲁晓夫变动无序的新政策，也不再担忧武断的逮捕，他们逐渐陷入自满的惰性状态，满足于军备增长，同时却忽视其常规化工业投资的收益正在持续下降。苏联取得了与美国对等的核地位，也被公认为超级大国。但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20年统治将苏共变成了官位拥有者群集的僵化之地，而他们治理下的社会，却是平均寿命下降，经济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调侃无奈的情绪四处蔓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
而邓小平开始掌权时，中国的混乱局面更为剧烈。整个社会仍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而心有余悸。高等教育已经实际中断了整整10年。文革期间的肆意破坏毁掉了许多名胜古迹，教条主义则压制排除了知识思想的活力。为数众多的青年仍在农村流放。城市里民怨沸腾，国家的首都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抗议，混乱中，位于天安门广场一角的一座公安派出所小楼遭到攻击，愤怒的人群在那里放了一把火——莫斯科根本无法想像这样的混乱。在共产主义道路上，毛泽东曾力求避免走上赫鲁晓夫的政策所引领的方向。他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如今，没有那种在勃列日涅夫治下曾麻痹了整个经济和社会并将苏联拖入退化状态的保守主义官僚阶层，能够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消极目标。不过，他在积极目标上的失败，却也同样彻底。到他去世时，他的政策已经陷入了另一种历史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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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国家开始跨越改革门槛的时候，苏联从各方面看来都具有获得成功的更好的物质文化条件。苏联当时的GDP比中国高出四到五倍。其工业基础比中国要大得多，工业劳动力总数在中国的两倍以上。苏联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比中国丰富——石化燃料，贵重矿产，以及广袤的土地。其城市化水平要高得多，人口的饮食营养也更好，人均摄入热量相当于中国的150%。苏联的基础建设也远为完善发达。但最重要的是，苏联的教育水平是当时的中国完全无法企及的：苏联不仅没有文盲，其高校就读学生的总数更是中国的20倍，并有大批受过良好训练的科技人员。
然而，“停滞时期”逐渐抵消了、甚至在一些关键方面削弱了这些天赋条件。在20年中，没有任何政治变化曾搅活过苏联生活的一潭死水。中央计划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可笑的极端状态——具体规定不下6万种商品的价格——阻碍了创新并堆积出各式各样的不合理状况。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停滞不前，资本的投入产出率每况愈下，废弃的工厂得不到清理，而且错失了信息技术发展的良机。但是，随着经济状况的日益低迷，军备竞赛的压力却与日俱增。陷在与美国这个富裕得多也发达得多的社会的战略对抗中，苏联领导人投入到军事开支中的GDP比例极高，足以危害整体经济，很少甚至没有给其他经济部门留下发展资本，但最终也没能追上美国的军备增长。苏联在东欧和阿富汗的卫星国既需要补助也需要维持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负担。对于苏联来说，冷战除了意味着外交上的僵持，也冻结了苏联发展的源泉。
但是，当姗姗来迟的改革时刻终于降临时，苏联僵化体制中最大的赤字并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方面。从十月革命开始，执政党已经更迭了四代领导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反叛精神早就不存在了。斯大林式突击队(sturmovshchina)在工业化和战争中的勇猛活力也成为了历史。甚至赫鲁晓夫时期将布尔什维克和突击队精神结合起来的短暂尝试，也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了。苏共了无生气的大部分——经由组织部派定的干部阶层(nomenklatura)——主要由平庸的行政官僚构成，既缺乏想像力，又没有进取心。但戈尔巴乔夫能够上台似乎表明情况还没有糟糕到极点。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之后，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行动就是迅速清除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最高层官员，让自己精心挑选的人员取而代之并占据政治局的多数，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他随后宣布了自己的口号：开放(glasnost)与改革(perestroika)——公共生活将更加开放，国家机构也将迎来重大改变。
这两个口号中，第一个带来了言论审查的大幅度放宽，这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由此释放出了长期被压抑的能量，转变为各式各样离经叛道的言论，揭露丑闻的内幕报导，以及各种辩论。但第二个却让人摸不着头脑。“改革”——这是列宁曾偶尔起用过的词——在实践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戈尔巴乔夫虽然有勇气去想像，但他的思路却很含混：虽然在道义上，戈尔巴乔夫已经远离了他曾从中获得高升的勃列日涅夫式的苏联共产党，可是在思想上，他几乎没有任何独立于苏共的理论资源；关于改革，他脑子里只有一些再朦胧不过的想法而已。大部分被他任命到苏共高层实权位置上的人，对改革的了解还不如他；不久，其中很多人就开始抵制他了。为了避开这些人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开始愈发地转向另一种支持基础，以求获得正当性和方向感。
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长期以来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一些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之后没有流亡海外，但他们那卓越的先锋文化却被斯大林埋葬了。斯大林死后，“解冻”曾带来过一丝希望，然而，甚至在赫鲁晓夫倒台之前，继任政权的粗鲁无知便很快让这丝希望破灭了。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这个历史上对俄国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阶层当中，几乎所有思潮，无论以什么形态出现，都认为共产主义十分令人厌恶。就连传统上的两个指标性派别，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也在反对苏维埃的统治秩序这一点上联合起来了。不过，前者尽管分享了索尔仁尼琴的声望，也只是历史余韵，而后者则占据了左右话语权的地位。自由派对西方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并殷切期望加入其中；他们很快就开始为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者定调；他们提供的想法和目标，比戈尔巴乔夫自己想出来的要明确得多。对自由派来说，真正的改革只能意味着两件相互关联的事：引进包括自由竞选的民主；确立以生产工具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
即使戈尔巴乔夫要提倡实现自由派的第二个目标，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也不可能这样做，何况他并没有这个意愿。不过他拥抱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指望着能在制度设计上保证他可以通过全民普选而赢取对他自己权力的认定，帮助他从对政党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愈发地不信任苏共，而苏共也不再信任他了。政治改革，即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建立代议制民主，成为了首要任务。而经济改革原本是“改革”口号的主要内涵，这时却被搁置了。这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战略顺序：他们需要先打破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然后才能对计划经济的基础发起攻击。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率先发动政治改革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废除言论管制和开放自由选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易行——说到底，无非就是解除各种限制措施。重组经济则远为困难——相较而言，这是个异常艰钜的任务。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坎坷难行的道路。
既然西方式民主体制将被引进到国内，那又何必要在国际上与之作对呢？从冷战中全面退缩不仅会赢得知识分子们的赞赏——知识分子当时已经和媒体融合一体并成为社会中主导舆论的制造者——而且还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利益，减轻庞大的军备开支造成的财政压力。并且还不止如此：作为统治者，用最为友好的方式和西方国家政要，尤其是与美国总统交往，而且还将和平与善意带到世界各国——他所赢得的国际声誉必然有助于打造他国内的闪亮形象。从1987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愈来愈多地致力于国际访问和聚会，成为西方舆论的宠儿，并显然陶醉于他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出的自我形象之中。而他花在吃力不讨好的国内经济调控上的时间，却愈来愈少。
经济方面，起初一些欠考虑的推动集体合作企业的计划都无疾而终了；随后，试图扩大企业自主权，戈尔巴乔夫抛出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的举措，却仍旧收效甚微。而此时，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正向苏联袭来——它直接起源于在重振国家的改革中，将政治置于经济之先。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经济增长几乎停滞，石油价格——苏联的外汇收入高度依赖于石油出口——已经开始下跌了。石油收入日益微薄，苏联政府的财政危机随之持续恶化。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都是不可小视的困难。而让这些困难最终转化为灾难性崩溃的，正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职：他对苏共事务不管不问，一心追求大受国际欢迎的个人神圣形象。计划经济依赖于执政党的能力，那种可以按照中央的需要，调运企业产品和物资并进行重行分配的能力。一旦这个党失去了有效权力，又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企业经营者便不再按照指定价格向国家提交产品，转而将产品出售给随便什么人，以换取随便什么好处。结果，曾经维系整个计划经济体系的中央调拨机制崩溃了；由此造成经济交换的链条处处中断，混乱状况在跨加盟共和国的贸易之中尤为严重。
随着经济陷入一片混乱，国家也愈来愈难以从企业或各加盟共和国收取税款，遂选择印发更多货币，以保障食品补贴和各种社会福利支出的需要。伴随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是赤字财政愈来愈大的预算缺口，因为政府企图用进口消费品来平息民怨，带来外债急速增长，外债在五年之内整整翻了一番。到了1989年，苏联政府已濒临破产。而更加灾难性的是，苏联自身也正处于瓦解的边缘，其原因与经济崩溃的原因同出一源。戈尔巴乔夫架空了苏共政党系统的组织脉络，他自己则成为了既游离于苏共之外却又凌驾于其上的个人统治者，如此一来，再没有什么东西还能将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结合为一个整体了 。没有了苏共的约束性架构，苏联便没有了贯穿全联邦的纽带。直到最后，戈尔巴乔夫仍然沉浸在自己作为冷战终结者与东欧解放者的角色之中，他对这一全国性问题视而不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对经济困境的漠然。1991年，当旧秩序的残余最终对他发动叛乱，让他和旧秩序自身一道垮台时，苏联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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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共产党开始改革的7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启动了改革。那时候中国是比俄国贫穷落后得多的国家 。在1980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苏联的十四分之一。超过70%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生产上，而苏联的农业劳动力只占总数的14%。几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中国大学的数量甚至不及印度的零头。几乎可以这样断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没有一个观察者，曾预见到中俄两个社会的相对地位会在30年后截然颠倒过来。不过，从一开始，就有一些苏联遭受过的阻碍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一系列表现为改革起始条件的消极优势——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在并不那么明显的意义上，为中国改革提供了便利。
这里首要的一条是，中国经济中，过时的老旧工业的负担不那么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中国的固定资本比苏联的更先进，而恰恰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更低。那时，中国“铁锈地带”的出路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任何人只要看过王兵《铁西区》三部曲——这不妨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纪录片，记录了渖阳那个遍布烟囱的工业区及那里工人们的最终命运——都不会忘记。但相对来说，这个地带比起苏联来得要小。中国需要清除的旧工厂也相对要少。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计划一直比它的苏联样板要松弛得多。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地方传统更深厚，基础设施更薄弱，经济的内在关联要比苏联含混得多，要像苏联国家计委那样将无所不包的指令强加到中国经济体上，是完全不可行的。从一开始，中国各省市领导，就享有了比苏联体制下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多的自主权。而文化大革命还有意地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力，为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而，工业产量的指标相当有限，完成指标的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其结果是一个权力更为下放的经济体制，其中，由地处北京的中央确定价格并统一分配的商品种类最多不超过六百种，只有苏联的百分之一 。由于牵制较少，这个制度框架下可能存在更大的弹性，也可以有非破坏性的变革。
在社会方面，相比于苏联，中国也有一个巨大而关键的优势。当时中国的农民阶级并不像在苏联那样失去了以往活力，无精打采、闷闷不乐。中国农民既没有倦怠也没有什么疏离感，而是充满了潜在的能量，等待着被释放出来，就像随后的事件即将展示的那样。历史上，中国的农民阶层从来没享有过能和俄国的“米尔”(译者注3)相匹敌的集体机构。中国北方的乡村社会长期以来都是原子化的，而南方也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震动下趋于松散；由于好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市场脉动，中国农村得以在大跃进之后重新恢复生机。进一步讲，不存在深刻的农民离心离德，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乡村社会间的区别。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在苏联，与其地位最相似，但在人口比例上并没有那么大优势的，应该是工业劳工阶级。这个阶级虽然没有像集体农庄成员那样彻底失去活力，但到了1980年代，它作为一支社会力量也已经彻底地不再受蒙蔽了，对统治政权极不信任，惯于消极怠工，生产率低下，以补偿其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名义角色和其在等级特权中的实际位置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中国，农民不但在大跃进之后被禁止进城，而且本来就得不到城市工人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明文规定的城乡差别比苏联更为严重。不过，再怎么说，中共的意识型态并没有告诉过农民，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在中国，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道德鸿沟不那么显着，起初的希望和随后的感受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中国农民受到很大的伤害，也得到过一些实惠，但总而言之，中国乡村仍旧是执政党的后备力量。
国际上，中国的处境也给了它很大的灵活性。它没有耗费高昂的卫星国负担，那要靠军队和补贴去维系控制。它并不处在参与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位置，也没有试图去参与。然而，比摆脱这些束缚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极其不同的关系。经过与苏联长达10年、直至边境冲突的紧张关系之后，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转而与美国寻求和解。不管尼克松的访问及其后续效应多么引人注目，只要毛泽东在世，就只不过是外交上的开放，并没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但这意味着，当中国转向国内改革时，其外部环境是有利的。一种小心翼翼的和睦关系，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对抗，创造出了这样的条件：世界资本的司令部以及它五花八门的地区扈从，已经准备好为中国走向市场的任何动向提供金融资助。与国内不存在严重的农民离心离德的情况相对应的是，在国外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威胁，这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且，中国也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解体危险。它并非是由15个不同族裔的加盟共和国组成。中国在种族构成上比大多数国族—国家更为同质化，并且要面对境内反叛的民族——藏族和维吾尔族——而这是苏联在半个世纪当中都没有遭遇过的。但这些民族在整个人口中的份量和十年后解体苏联的那些民族的份量相比，微乎其微。在中共的议程表上，比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所导致的持续问题更重要的，是仍未完成的收复台湾的使命；在那里，国民党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建立了一个岛屿堡垒，仍然声称代表真正的中华民国，而且经济繁荣。中共的首要关注并不是解体的危险，而是重新占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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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改革的开端，中俄两国所有差异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恐怕还是在其政治领导的性格。掌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并不是一群与众隔离、缺乏经验的官员，身边围绕着对西方事物充满天真向往的秘书和公关助理，而是从最初的革命以来久经沙场的老将。这些领导人曾是毛泽东的同僚，吃过他的苦头，但既没有忘却他们的战略手段，也没有失去自信。实际上，邓小平对于这个政权来说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毛泽东在世时曾将他召回任职。毛泽东死后，邓的威望如此之高，他很快就成为党内无可置疑的裁断者，而无需以个人的手段去获取这一显要地位，甚至不必占据党内最高职位。但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和他一起重返的还有陈云、薄一波、彭真、杨尚昆以及其他人，共同形成了一个紧密、直言、且均势平衡的圈子——即所谓的“八大老”。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激烈分歧，但都和邓小平一起将路线转到改革上来。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处于强势，不仅享有因在战争和国家建设中的角色而带来的威信，而且也享有终结文革所带来的声望——文革的终结在城市里受到普遍欢迎。
面对毛泽东留下的摊子，以邓为首的领导群体仍然保持着他们革命者的本色。他们的性情是列宁主义式的：激进、纪律严明、富于想像力——既有策略上的耐心与审慎的试验能力，也能推行最大胆的创新和最具戏剧性的方向改变。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了长征，并赢得了内战。这时，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去面对文革给中国带来的僵局。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强烈意识到环境的改变，而这是苏共那些凌驾于一个更发达社会的政治官僚所没有意识到的。西欧当然比俄国更富裕更发达，但这从来都是如此，而二者在增长速度上的差别——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欧洲共同体经历了持久的经济下降趋势——也并没有大到震撼苏联统治者的程度，甚至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早期还是如此，因而未能促使领导人重新思考那些国家成功所系的基本假设。
另一方面，在东亚，日本自195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打破了此前所有的历史纪录——不但欧洲，而且连美国都被远远甩在后面。一个二战结束时仅余灰烬的经济体，取得如此令人瞠目的重振——创造出具有超级竞争力的出口工业和一个充分现代化的消费社会——与中国的相对贫穷和专制(无论毛泽东时代已经有多少实质的发展)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尽管日本高居邻国之上，但其成功却并非独一无二。到了1970年代末，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而且最令人惊愕的是，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没有落后多远。这一环境带给中国的压力是无法逃避的。十年之后，在1989年政治危机的关口，邓小平给了这种压力一个生动的表述。他指出，如果中国继续闭关自守，“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接下去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
弥补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与东亚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个任务对于任何改革规划来说，都是令人生畏的议程。但元老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以魄力来面对这一任务，这魄力不仅仅是来自他们曾造就的革命那仍然活跃的冲动，也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的千年自信——虽然曾在一个世纪里饱受摧残，但仍屹立不倒的自信。毛泽东的活力，不管好坏都是这种自信恢复的一个表现。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时代将会是另一个表现。在这种历史的自信当中，有着中俄两国的一个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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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型态上，沙皇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弱的弥赛亚特征，这种特征传给了俄罗斯精英，后来又传给了这个国家的知识阶层——这些观念包括将俄罗斯视为罗马第三，斯拉夫人的救星，将人类从西方的物质主义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在革命前的那个世纪，这一思潮的不同版本可以在阿克萨可夫兄弟(the Aksakovs)、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诺夫(Rozanov)、布洛克(Blok)那里看到。但这只是一种补偿机制。正如所有俄罗斯人都知道的那样，俄国始终只是欧洲的一个落后边缘，只是因为幅员广大而令人敬畏。不带宗教或者族群瑕疵的西方化，一直是驱动她最伟大的统治者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愿景；而且在20世纪初以前，这种西化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变体——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主导着她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特殊使命的渴望仍然持续下来，产生出一种反覆出现、直到今天仍可看到的精神分裂。列宁主义曾通过向俄国的落后性宣战克服了这种分裂，但并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而是借助西方自身产生的最深刻的自我批判来反抗西方。
在斯大林治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促成了向带有更为传统的大俄罗斯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回归，包括其一系列自我防卫机制，虽然这始终是与马克思主义主题共存的。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沙文主义消褪了，但却没有任何真正的替代品来接续。在赫鲁晓夫治下仍然存在的国际主义余烬，很快就熄灭了，留下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型态真空。到了改革时代开始时，不但是几乎全体的知识阶层，就连统治精英中的很多人，由于对国家的停滞不前感到沮丧，已回复到从历史上来说，被称为放弃全盘西化的意识型态立场，只不过此时的精神状态更趋于自卑而非野心勃勃。
中国的地缘文化传统截然不同。这个中原帝国自从秦始皇完成统一(即西方布匿战争时期)以来就主导着周边的已知世界；有时曾被征服，但却从来没有在这一地区遭遇过任何可与之并驾齐驱的国家，而始终是最广大、最富裕、也是最先进的，是其他国家只能对之进贡而不能期待建立平等关系的强权。在清朝统治下，帝国版图比以前更为辽阔，甚至深入到中亚。前后各朝代的意识型态五花八门——满族王朝的祭拜对象比大多数其他朝代都更为多样——但帝国绝对高于其他所有无论远近的较小统治者的声称，却始终不变。中国是文明的中心，也是文明最自然的顶点。
在19世纪，西方的入侵粉碎了这些古老而自鸣得意的主张。一旦皇权在内外打击下摇摇欲坠这一点开始明朗，士大夫——正常情况下维系帝国行政体系的那些人——的警觫就变得日益尖锐。而在新生的民国遭遇到最初的失败时，他们的反应表现为一种极为独特的激进转向。不同的思潮相互激荡，当1919年学生抗议针对日本对华要求及支持其要求的凡尔赛条约时，各种思潮交汇在围绕着学生抗议而成形的五四文化中。但是其核心主张是彻底废除儒家经学，后者自从汉代以来就是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统治性教条，也是有教化的生活的道德框架。在数年之内，这一传统就没有多少东西遗留了：任何可比的信条，在各自文明的意识型态穹窿中占据类似地位的世界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它们的反对者从来没有取得过可以与此相匹敌的成就 。攻击中国的过去，在梁启超那里已经断续发生并且足够慷慨激昂，而在《新青年》的思想中坚陈独秀那里更变得毫不妥协并且是全方位的 。
这种对于本土传统的拒绝，其表现之激烈，跟当时日本的所有感受都完全不同，并不反映出——而这与日本也完全不同——任何来自西方的强烈诱惑。在中国，西方列强的掠夺记录太过于触目惊心，以至于不可能允许西化运动(zapadnichestvo)。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相互屠杀为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贪欲提供了佐证，二者在凡尔赛的结合促发了五四运动。在科举考试体制崩溃之后，这个知识阶层的最大标志，是憎恶传统的过去，并且反感资本主义的现在，而这些正在军阀统治的中国交集在一起。这个群体最伟大的灵魂——鲁迅，在这两方面都给出了令人难忘的表述。他不否认这两个制度中都潜藏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以讽刺味十足的蒙田的精神，敦促他的同胞们以反客为主的“拿来主义”从两个制度中截取他们能找到的好东西——但他一直是这两个制度永不和解的敌人。但是，他的立场的极端性，恰恰来自他所批评的文化的力量。
仰慕鲁迅的毛泽东，以更大的规模吸取了鲁迅的建议，将鲁迅的否定性转化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肯定性综合，一方面更系统地接受西方的思想上的颠覆，同时也更深刻地附着于帝国过去的政治传统——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作《矛盾论》；又在达到权力高峰时，将国事放在一边，重读司马光的《资治通监》。鲁迅对辩证唯物主义知之甚少，对专制的编年史也兴趣缺缺。但今天的自由派对这两位都很厌恶，他们在那位批判者的“整体主义”和那位统治者的“极权主义”之间看到一种关联，而这种观察并不是全然错误的。这两个人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体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危机的有创造性魄力的反应，而这种魄力在俄国1920年代之后就再没见到过。这种魄力来自一个更古老的、同时也受到外来压迫更大威胁的文化那最深邃的资源之中。从五四到文革，无论是以富于成效还是刚愎任性的方式，相关的能量都在运行之中。从1919-1949年——有自信去否定，然后有自信去反抗。从1958-1976年——过度自信的建设，然后是过度自信的毁灭。最后，在1978年之后，是对改革和重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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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革命家组成的元老院在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所具有的内在的高度安全感，最早体现在他们处理中共的过去和未来的方式之中。在俄国，去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作为个别领导人煽情而偷偷摸摸的行为，他以一篇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演讲震惊了苏共二十大，但他没有就这篇演讲谘询过任何人。这篇演讲情绪化而充满琐闻轶事，对于他选择性报告的压迫情事如何成为可能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而只不过是提供了空洞的官僚化的托词：“个人崇拜”。直到改革时代来临，这篇凌乱的演讲从来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后续的、来自当时乃至以后的领导人的任何更为实质的文件说明或分析。
邓小平及其同事们的行事方式很不同。大约有四千名党的官员和历史学者被引入到对文革的检讨之中，根据他们的讨论，一个由20-40人组成的起草小组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提炼出一个35，000字的功过评议，并于1981年六月被中共中央委员会采纳为正式决议。虽然这肯定不会是对文革的全面讲述——关于文革，它记录了毛泽东“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的责任，但将其压迫所造成的伤害局限于党内而非人民——但为之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归之于个人错误：党走向权力的道路使其习惯于严酷的阶级斗争，好像这是一个永恒的任务，这成了党的特定的传统；与苏联的斗争所造成的扭曲效果，激发了对内部发生修正主义的恐惧；最后同样重要的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与赫鲁晓夫的诅咒不同的是，该决议承认中央委员会应当与这位现代独裁者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并不试图去削减他对中国革命的整体贡献。
继续往前走时，元老们的进路也同样独特。在苏联，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考虑过任何权力交接的问题。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那些驱逐了赫鲁晓夫的人，牢牢把持官位直到衰老。在苏共颤颤巍巍的老人统治政体里，新的世代多半意味着威胁而非希望，只有死亡才能带来领导人的更新。三年时间里，三任总书记先后死在任上，而且全都是七十以上的年龄，最终才换来了一位更年轻的政治人物接手。而在中共党内，不同的是，元老们并没有这种不安全感。他们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就找到了接棒者。他们恢复权力之后，仅仅两年，就已经将权力的日常运作交付给他们的下一代，让胡耀邦当了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成为政府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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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代开始于土地上的关系转变——如果在时间点上不确切是如此，在实质效果上却是如此。首先，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然后，在扩展到全国各地的连锁滚动过程中，经过安徽和四川这两个省份成功的实验，人民公社停办了，土地的使用权被仔细地划分给曾组成公社的各个农民家庭，给予农民在完成国家徵收指标之外，对于在土地上根据自己需要来种植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当于第二次土地改革，与第一次同样平等，但更有利于促进农民生产。受到新政策的激励，生产率迅速攀升：劳动投入减少，但收成增加，农业产出提高达三分之一。由于节省了劳作时间，乡村工业——纺织厂、砖厂以及其他工业——迅速扩张。其结果是在1978到1984短短几年间，农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从30%推升到44%。
在工业领域，并没有对俄式中央分配体制作出激烈扭转。相反，国有企业逐渐被允许对超出计划定额的产品收取市场价格，而计划定额的产品只能以固定的价格出售。而这就给了经理们激励，与农民类似，去在官方调拨体系之外生产并获利，但没有取消调拨体系本身。一旦这种价格双轨制在试验中运作良好，计划经济的规模就在事实上冻结了，使得进一步的工业成长得以在计划外发展。实践意义上，国家此时是将企业在合同基础上承包给了经理层，正如农民从国家获得30年土地承包权，而国家仍然保留最终的所有权一样(译者注4)。
在大约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在这些安排下，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被证明是具有独特混合形式的“乡镇企业”——处于国有、集体所有和私有状态之间的企业，享受低税收以及来自地方政府的便利借贷，而地方政府往往是它们的股东。乡镇企业以惊人速度和竞争力，在较为简单的工业部门蓬勃发展。从改革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农村工业产量年增长率超过20%，乡镇企业就业人口从2，800万到1亿3，500万，增长了四倍多，乡镇企业在GDP中的比重也随之从6%增长到26% 。虽然乡镇企业利润极高，但在苏联开始步入改革时，所有阶层的俄罗斯改革者都忽略了这个现象。在这两个经济体变迁之间的所有反差之中，乡镇企业的表现提供了与苏联日益倾斜地跌入去工业化之间，最具戏剧性的、独一无二的对照。
当然，乡镇企业的壮观的发展乃是基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而这在苏联是不具备的。这样，中国第一次从它首要的资源因素中充分受益；对于这个因素，以前受苏联启发的工业化模式——侧重于在重工业领域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并不适合，无论那个模式当时如何必要。乡镇企业以在轻工业领域的劳动力密集型投资逆转了这一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比较优势：到198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与固定资产之比是国有企业的9倍。但是后者也是乡镇企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乡镇企业的盈利增加了农民的积蓄，国家银行又将这些转输为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投资，重新装备它们，并使之现代化。
非常高的乡村积蓄水平是中国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根植于革命自身的吊诡遗产。其决定因素是几个方面的结合：传统上福利覆盖面仅仅局限于城市；曾为乡村提供过不多但却真实的社会服务的公社体制遭到取消；以及为抑制人口增长而推行的一胎化政策的效应。农民家庭既缺乏国家提供的对抗灾难的安全保障，又没有来自下一代赡养的确定前景，除了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积蓄下来，没有更多的选择，即使在他们的消费增加之后也是如此。国家因此得到双重收益。与苏联不同，国家避免了在其大部分人口身上的福利开支，同时又能通过银行储蓄轻易地获取其现代化计划所需要的资金。
资本还可从另外一个途径获得。早在1979-80年，中国就沿着南方海岸建立了经济特区，以吸引海外华人投资，主要针对的是香港、台湾和东南亚财富。在缓慢的启动阶段之后，面向海外企业家的开放政策显示出成功。受到各种特权、进口免税优惠和廉价劳动力所吸引，海外华人企业大规模登陆，带来乡镇企业无法企及的技术，尤其是在出口加工业。中国因而得以借助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累积的经验和资产，作为一个低成本的组装制造中心而顺利进入世界市场；后来的发展主要是在电子产品和大型家用电器方面。在这里，也存在一个区域优势；不管苏联经济在其他方面有何优势，在这方面都无法期望与之匹敌。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在关键意义上受益于国家控制经济的权力已经从中央下放，而这是毛主义最富有成果的遗产之一。这不仅仅意味着需要重组的是一个较小的计划帝国，其僵硬的配额与指令等条条框框要少得多，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省份里已经存在一个经济活动自主的多元中心网络。一旦这些中心从北京的干涉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各地方政府立刻摆脱缰绳，在其辖区内以种种手段增加投资，加速发展。没过多久，这就产生了其自身的非理性现象：工业的重复建设，好大喜功的公共工程，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更不要说地方政府互相竞争最大成效时，中央的财政地位被削弱了。但是，不管有多少缺点，中国的省际竞争，正如义大利曾经出现过的城市间竞争一样，曾经是而且仍然是经济活力的一个来源。今天的俄罗斯在名义上是一个联邦，但它广阔的、毫无特色的各个平原地区，从未滋生出强大的区域认同，它的政府也仍然和过去一样集权在中央。其与中国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并非是在宪法上，而是在商业现实中，今日的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充满活力的联邦主义如出一辙。
三、断裂点
改革进行10年后，到了198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从实质上得到了改变。很自然，这些改变的规模和速度，并非对社会或文化毫无影响。在乡村，收入增长在1984年后就平缓下来，但农民生活条件已经有了重大改善，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阶级。知识分子，历史上是社会秩序的另一关键，也从改革进程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他们对政权的态度要更为模棱两可。大学重新开办了，研究机构扩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创造出来了。下乡知青重新返回城市生活，往昔镇压的受害者被释放了。言论自由远比在毛泽东治下要宽松得多，对外国思想和文学的接触基本上没有受到阻碍，由此产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热”。在令人兴奋的追求解放的气氛中，民族的未来是辩论的题目，而压倒性的共识是进一步的改革。
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一个争议点，政府的官方目标也是要深化改革进程。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双方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努力，经常相互谘询并交换意见，尤其是在赵紫阳和他的工作班子周围。但是一些紧张关系也随着这第一个10年而加深。党拥有从经济成功中获得的权威，也同样享有将社会从文化大革命中拯救出来的正当性。但是这种解救并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秩序。在这方面，那些自己曾在大动荡里受到创伤的元老们，除了必须防止陷入任何动乱的警告之外，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早在改革时代刚刚开始的1978年，要求民主的声音就曾被迅速压制，被视为是对稳定的威胁。在那个时候，这些声音相对来说还是孤立现象。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愈来愈强调引进市场关系，却并没有相应提出完整的理论——例如，官方并未解释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其结果是一种意识型态上的暧昧状态，自由派思想很自然地随之传播开来。显然，如果经济自由的市场原则如今已是主导，那为甚么政治自由的法律原则——其中一些还堂而皇之地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能与之相随，正如西方那些普遍接受的学说所坚信的那样？从历史上说，无论自由主义在五四一代的杰出代表胡适曾经有过多少突出表现，自由主义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比较弱的一种思潮。但是在1980年代，虽然没有产生出能与胡适相提并论的思想家，也缺乏非常清晰的纲领，自由主义还是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几乎是主导性的立场。在大多数人那里，这个立场始终相当温和，虽然久而久之，也能听到更多接近于俄国典型反应的激进声音。到了1988年，热播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向西方奉上一曲含蓄的赞歌，将其与中国自身糟糕的传统相比较，这是所有苏俄西化派(zapadnik)都会引为自豪的作品；虽然就连这样一部作品也包含了将赵紫阳塑造得十分正面的形象，在历史受到学者广泛抨击的时候，呼唤着民族即将迎来的伟大未来。
到这个时候，学生中的情绪已有所不同。在没有直接接触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中，精神更为高昂，思想也不那么僵化。很少人没有受到过关于解放的原初理想的感染；学生们受到教师影响，一些追随自由派，另一些更为正统；多数人都熟知来自海外的文化与新闻——台湾的歌曲、美国的音乐、波兰的罢工、俄国的选举；所有的人，都感受着一个运动中社会的锐气，因其视野的开放而兴奋，也因其继续的惯性而沮丧。充分意识到自己曾在唤醒民族时——在1919年以及1935年——扮演过的历史角色，这是社会大众中对集体行动准备得最充分的一个群体。1985年，这个群体在对日本的抗议中表现出其传统的民族主义气质。然后，在1986到1987年的那个冬天，学生们在合肥和北京发动了号召民主化的游行。当党中央最高领袖胡耀邦拒绝镇压这些游行的时候，元老们打发了他。运动被箝制了，但其背后的情绪并没有消失。
接下来的一年，经济改革自身——迄今仍是防范政治改革要求的防波堤——陷入了第一次严重危机，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开始上涨，而城市工资的增长停滞不前。当赵紫阳和邓小平提到价格全面自由化很快就会实现时，发生了恐慌的囤积行为；这年夏天，年度通货膨胀率飙升至50%。在大众的感受中，这并不是价格双轨制所造成的唯一有害效果。毛泽东时代闻所未闻的腐败正在蔓延，官员们正利用他们的职位，从同一产品调拨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价中获利，并因此受到痛恨。未曾预料的生活困难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相加，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混合，在城市中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
1989年，在北京，学生们已经在着手准备与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同步的游行，为保护学生而失宠的胡耀邦在四月份逝世，突然间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凝聚点，来表达他们对此前政治打压的不满。学生们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在那里他们给政府来了个措手不及。赵紫阳是胡耀邦倒台的当事人之一，他取代胡耀邦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但是面对眼下这场乱局，他却是迎合潮流；结果，政治局常委会分裂，党政领导失去了方向。学生运动表现出超凡的自我组织水平，事实证明他们能够将这座城市的所有校园都动员起来并对政府持续施压。到5月初，游行已经变成了对广场的占领，要求民主变革；学生们得到北京普通市民大规模游行的支持，市民们因经济条件恶化而紧张不安，对学生的基本政治目标表示了公开的同情。类似的抗议横扫全国各地，哪里有大学点火，那里就有响应。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参与一场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运动。
1989年中国发生的动荡，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同一年在东欧发生的任何事件，更不用说在当时乃至后来的俄国了。这个国家的学生们的反抗能量和理想主义，以及城市居民与之积极主动的团结，是举世无双的：以其自身的方式见证着一个仍然接近其革命源头的社会，有着怎样的政治活力。但是在中国，一种能量碰上了另一种。当危机到来时，负责党政日常运作的后革命领导集体犹豫了，而且分歧了。但元老们，那些为赢取政权而武装斗争数十年的老将，不会坐视因迟疑不决而丧失权力。他们保持了他们作为战士的本色，在集结了必要的力量之后，他们毫不畏惧地打击他们眼中对党的统治的威胁。6月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广场进行清场，在一夜暴力之后，运动被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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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伴随着很高的代价。中共因“六四”丧失的正当性比文革还要大，文革曾经一度享有真正的支持，而且还留下了受尊敬的储备领导，可以在运动结束后接管权力。在1989年，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支持镇压，党内也没有一个反对派存留下来——赵紫阳因没有投票支持戒严而遭免职，16年后静悄悄离世，至死都还在软禁中。另一方面，这个政权仍然有经济增长的牌可以打。既然以往意识型态的老本已经失效，所有的注如今都只能押在这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持续到1991年。接下来呢？
在这里，邓小平跟他的同僚以及他自己的过去作了切割。1989年五月，他曾经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并在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宣称：中国面临的重要危险并不是来自右派，而是左派反对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而深圳股市正是经济自由化的典范式创新。虽然仍然坚持中国需要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他此时已经将“姓社姓资”之争视为徒劳无功，并解释说，既然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有作用，个人发家致富无可厚非，而且值得赞扬：“致富光荣”。集体自由的希望被埋葬了，补偿在于个人的繁荣。发展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需要不合时宜的具体说明：正如那句对怀疑者大肆宣扬的官方口号所说的那样：“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如期而至，速度极为可观。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深化，中国在1990年代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工业的景观已经改变，国有企业大规模收缩。迟至1996年，国有经济仍然是城市就业的大头。但是1997年以来，省一级的官员们被允许随意处置大多数国有企业，对其实施“关停并转”。在这个过程中，平均一年就有大约700万工人失去工作，到了2004年，私有经济的劳动就业几乎达到公有经济就业的两倍。在同一时期，乡镇企业以更为狂飙突进的方式被私有化——只有大概10%左右仍保留着某些集体产权的形式。80%的城市住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国家实施了“抓大放小”，并没有放弃对它认为是经济中战略要冲部分的控制：能源、冶金、军工与电讯。在这些关键领域中，巨无霸式的国有企业囊括了全国工业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记录了更高的利润率，并占据着全部国有企业资产的四分之三 。
从结构上说，如果有控制的抛弃是1989年之后改革第二期的两大基本改变之一，那另一个就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化。其开放的速度和规模少有先例。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工业品的平均关税不到10%，大约只是印度徵收水平的三分之一；而农产品平均关税不超过15%。外商投资中，非海外华人的资本——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现在扮演着显着、虽然仍属次要的角色。受到外商投资的推动，出口制造业起飞，并日益转向较高科技产业，虽然在这些产业主要做的还是加工组装工作。从效果上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其外贸商品总额的价值相当于其GDP的三分之二──对一个大国来说，这是闻所未闻的数字，比美国或日本都要高出两三倍。不过，如同对国内工业那样，在对外贸易中，到目前为止国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关键的杠杆，对汇率、资本帐户和银行系统仍然保持着控制。
这一发展模式在物质上的成功已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当代奇观。从1989-2004年，以超过40%的投资率，中国的GDP在15年里增长了4倍。在城市里，城市家庭收入以每年7.7%的速度上升；在乡村，几乎达到5% 。从改革开始到2006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平均生活水平增长了8倍。仅仅10年时间，城市人口剧增了两亿 。城市居民现在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二，维持着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甚至高于日本，达到19，000亿美元，比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中国已经气势汹汹地来临。
四、新变体
但是“来临”是一个恰当的用词吗？难道“回归”不是更加确切吗？毕竟，在多少个世纪里，中国曾是地球上最富裕也是最先进的文明体：在过去的力量和如今的惊人成就之间，不是肯定会有某种关联吗？比起比较两场现代革命这样边界相对清晰的领域，此类问题将我们带向更为宏大但同时也更为昏暗的地带。在这里可以归纳出三个互相竞逐的思想学派，三者之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过任何系统性的对撞。第一个学派，也是当下在历史学家中最流行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速发展从根本上归因于中华帝国的悠久遗产──基于密集型农业的商业活力；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日益繁荣的城市网络和国内商贸的扩张；创纪录的人口增长；一场“勤工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根据这种看法，中国经济长久以来就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精细的，呈现了一个经典的亚当斯密型的发展路径，本来就和西欧经济一样充分发达──如果不是比后者更发达的话──直到鸦片战争发生。在遭受外国侵略和内部混乱的打击而偏离轨道长达一个多世纪之后，它现在正回归到自己在世界上本来应有的位置。
对于第二种在经济学家中更为盛行的学派而言，中华帝国的过去对理解其现代的当下几乎提供不了什么线索，因为──只要我们相信亚当？斯密强调过的那些条件──缺乏对外贸易使得传统经济无力刺激竞争，不充分的财产权保护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将中国的发展局限在一个更接近于马尔萨斯模式的范围之内。根据这种解读，当代的高速发展正是中国姗姗来迟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而历史上这个经济形成时，中国本来一直缺席。随着中国向外资开放投资市场，并逐步加强保护财产权，生产要素最终被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活力。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与充足的海外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建造出了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出口机器。
第三个学派主要分布在(但不局限于)社会学界。对他们来说，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是在中国革命。根据这一看法，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为改革时代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笔遗产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结束了半殖民统治的束缚；形成了一支有教育、有纪律的劳动力大军，其识字率和平均寿命水平对于一个仍然落后的社会来说都相当高；同时，在一个容忍省级自主性、相对来说权力下放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计划体制、公有经济、国外帐户。只有在这些转化的条件下，开放时代的成就也才成为可能 。
很明显，这些解释都不是绝对的。混合的例子像纯粹的例子一样多见。然而，一般来说共同缺少的，是评价不同解释里替代性变量的相对份量这样一种努力。从分析上来说，必要的因果重要性排序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明澈成型。这里仅需要指出检验不同假说的一个相关控制变量就已经足够。这个控制变量可以表述如下：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如何区别于，亦或相似于日本、韩国或者台湾的高速发展？这些区别或相似之处是以什么方式，或者在什么意义上表现出来的？如果中国经验与这几个案例高度近似，那么，前近代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解释就会胜出；如果是与其他案例大相径庭，那么根据初步印象，有关革命的解释就会显得更加可信。而证据表明了什么呢？
对数据的考察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并没有比其东亚邻国在其各自相应阶段的发展速度快多少，虽然多持续了10年。中国经济的基础也没有明显与其不同：在所有这些案例里，发展模式都是压倒性的出口导向。在这两个方面，同一家族的类似性非常强。然而在另外五个方面，差异却是明显的。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出口的依赖远超过日本、韩国或者台湾；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更低；对外资的依赖性大大高于别国；城乡之间的收入以及投资差距都要大得多 。最后，同样具有基本意义的是，从结构上说，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和角色一直、而且至今仍大得多。中国发展中的这些特征使之与东亚邻国相区别；这些特征互相关联，而且有一个共同的解释。在日本、韩国和台湾，战后出现的政权处于冷战的前线，是美国占领或者保护下的产物。从战略上来说，他们至今仍受到华盛顿的监护──或者有美军基地驻扎，或者有美国军舰环绕──并因而缺乏真正的外交或军事自主性。一方面缺乏政治主权，另一方面需要国内正当性，他们的统治者──自民党、朴正熙、国民党──用经济上自我发展的政策来补偿，在拒绝并防止外国资本涌入的同时，扶植保护国内的大公司。同样，有着中国革命的幽灵在眼前游荡，他们都恐惧农民的激进化，并推行了土地改革──这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且在发展加速时，一直非常小心，不让乡村落后于城市太远。
在中国出现的形态恰好相反。在那里，后革命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外部关系上具有完全主权──甚至有能力在朝鲜逼平美国──而且在国内也非常强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可以承受外国资金的大举流入，而不用害怕会因此而声名狼籍或被外资颠覆。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紧紧控制着其领土的国家，它可以自信有能力用政治手段来控制外来资本的流动，就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希望做的那样；同时，继续严守中国经济中的──金融业与工业的──战略高地，也自信有能力主导或操纵国内资本。依据同样的逻辑，它也能够压制农村消费，迫使贫困的农民到城市里去，成为农民工，而这对于东京、首尔、台北的政府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的政权如果想要存活下来，农民就必须得到照顾。如果说中共做到了这一点而并没有丧失对城市化的控制──像南亚或东南亚那样，巨大规模的贫民窟四处蔓延──的话，那正是大跃进时期建立的、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使之成为可能。同样的，在毛泽东治下，农民曾经是原始积累的牺牲品，而使城市受益。但是一旦乡村中的公共卫生和教育在毛时代之后被摧毁，而且在江泽民时期投资从农村撤离，城乡收入差距就急遽拉大。中国的高水平外来投资和低水平农村生活，二者有着共同的历史前提──一个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处于一个总人口比日本、韩国、台湾三地人口总和的七倍还要多的国家，有能力在对付农民和外国人时，同样粗暴严厉。对二者而言，欠帐到现在尚未付还。但其各自直接间接的帐单却在明显增长──那些尚未相互连接，但正在蔓延的乡村骚乱；以及目前尚属可控，但正日益陷溺于其中的美国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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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中国这场转变的政党自身也因而发生转变。元老们都已故去。但是作为第二推动者而非第一推动者的好处仍然没有消失。监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教训，中共将领导层的更新制度化，引进任期限制，以及有规律的代际交替。现在掌权的和正待接班的领导人都没有任何革命经历的背景，他们受过更多的正式教育，而且──正如帝国时期统治者曾经使用士大夫那样──通过许多智库以及非正式的对专家或利益相关舆论的谘询，得以吸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广泛的技术与知识资源。经济发展和外交成功带来了政治声誉的恢复：今天，党在大众中享有的正当性比19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高。党所获得的授权既强大又脆弱。强大是因为：国内繁荣和国际尊严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诉求。脆弱是因为：无视社会正义的经济发展，国家的强硬和国际上的纠缠，这些都很难切合于党所包揽的革命及其理想。消费者爱国主义是一种浅薄的意识型态建构，党不可能完全依赖。不管中共的主要话语已经变得多么去政治化，要从中完全剪除社会主义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这个继承而来的另一种正当性主张，仍然铭刻在其名称上，始终是一种必要的储备。因为针对不公正的革命情绪，以及对平等的要求，仍未从公民们的心中消失。仍未消失的，还有忽略这些所带来的风险。
解释、归类和评价是三件很不同的事情。从分类学上说，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新变体：它结合了两样东西：经济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应被认为是压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国家——而在各自的类型中，都分别是迄今为止最具活力的 。从政治上说，二者之间矛盾所造成的效果，在它们相互融合与缠绕的社会里到处都打上了烙印。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这么迅速地脱离绝对贫困。从来没有现代工业和超现代的基础设施曾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在如此巨大的规模上创造出来；也没有过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与此相伴随，以这么快的速度兴起。从来没有大国等级秩序经历过如此戏剧性的变动，并赢得这样的非强迫的大众自豪。也没有过，在同样的时间里，不平等竟然会从那么低的一个起点，飙升到如此令人目眩的高度。没有过这么广泛扩散的腐败，出现在一个清廉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也没有过直到昨天还是理论上的国家主人的工人，现在却受到如此无情的随意处置──他们的工作被摧毁、工资被拖欠、工伤被嘲笑、抗议被镇压 。革命的脊梁骨──农民，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土地和生计遭到开发商和官员的掠夺，就像19世纪的苏格兰高地人那样被赶出家园。中国网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多；没有恐怖统治；私人生活有相当多的自由；也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协调更有效的监控机器。对少数民族，优惠措施和文化政治压迫相随而行；富人能够买到任何奢侈品和特权；而弱者和被剥夺者则只有面包屑，甚至更少；对政治异议者，是塞口布或者监牢。处在形式上──甚至未必完全都是不真实的──与意识型态保持一致之中的，是巨大的社会能量和人的生命力。在过去，解放和压制经常如影随形；但却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毛泽东曾参与缔造又曾竭力防止出现的中国那样，如此令人晕眩。
判断这样一个如此令人敬畏但又仍处于其早期阶段的历史进程，必然容易出错。对那些亲身经历这个过程的人来说，已经足够困难；要维持这全部经验的稳定呈现并从中得出某种辩证得失的综合，对于局外人来说，更是几乎不可能。在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热和恐华症周期性地交替出现，而在新一轮大众与知识界的中国风之中，钟摆如今又从后者摆向了前者，而且这次未必就比起初那次更加启人蒙昧。在中国，与之相对应的是周期性出现的西化主义和大汉沙文主义。抵抗这些诱惑的唯一屏障，是一种在比较中不为所动的精神──虽然这很难达成。这对于未来也同样适用。在中国公民那里往往听到一些以台湾和新加坡为镜监的，或悲观或乐观的展望：或者是随着生活水准和政治期望的提高，中国最终将会民主化，或者威权主义家长制在选举的包装下永久持续。这两者都不是特别有说服力。台湾民主与其说是国民党逐渐改变心意的产物，毋宁说是国民党在美国取消对这个岛屿的正式承认之后，必须寻求新的国际正当性的结果。而新加坡的一党政权则是建立在一个深谋远虑的福利制度之上，这个福利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为了一个城市国家，而不是为了一个帝国规模的国家而建。北京并不需要第一个模式，也未必会去复制第二个。中国这艘大船将要驶往哪个方向，仍然难以估量，至少任何现有的星盘都无法解答。
译者注
1. 在这里，而且在这篇文章的全部英文原文中，作者都是在当代英文一般阅读习惯的意义上使用“Communism”或“communism”，即，有确切组织的共产党，或一个由共产党所控制领导的政权。本文所使用的这个词语，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一个未来可能实现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也没有货币的理想社会。为避免歧义，中文译文使用“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实践”代替直译的“共产主义”。
2. 即“豫湘桂会战”，实际应为“豫湘黔桂会战”，因为贵州也是日军当时重要目标。
3. 米尔，沙俄时代的集体农庄。
4. 这应该是作者的误解。因为人民公社的土地原则上是集体所有，所以，1980年代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农民获得30年承包权的那些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不是国家所有。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叶蕤，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级本科生，曾在《读书》等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