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襄王十四年(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六三八年)，鲁国和邻境的蕞尔小邦邾国(今山东郯县东北)发生了武装冲突，鲁僖公瞧不起邾国，认为可以轻易取胜，所以不作任何战前应有的准备措施。公族臧文仲劝告僖公：“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又说：“君其无谓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国乎！”(1) 鲁僖公不理会臧文仲的分析，轻率地把军队投入战场，结果终于打了败仗，而且鲁僖公的甲胄也被邾国掳获了，甚至把它挂在城门上示众，十足地羞辱了鲁僖公。
这场战争规模不大，历时不久，但却开启了小国战胜大国的典范，并使“蜂蠆有毒”这句成语流传后世。两千六百三十七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位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合著《超限战》一书问世，为小国对付大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法。
此书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付梓行世以来，曾历受海内外注意，美国似乎也不敢掉以轻心，对其倡导的战法，势必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事隔经年，这本书所引起的反响，本来已经沉寂，但二○○○年六月底，台湾媒体又专访作者，且从敏感的角度探讨问题，加之适逢海峡两岸及美国的三角关系，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势，于是《超限战》的理论，再度引起重视。
如果望文生义看《超限战》的书名，好像它已“超”越时空，和传统的战争思想完全划清了界“限”。但实际上，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凭空掉下来，仔细寻绎，必有其历史传承的脉络可循，《超限战》自不例外。此书在思想上所涵蕴的内在理路和外缘因素，须经过广耘深耕的爬梳过程，始能把它的组合成分解析出来。
《超限战》全书分两卷八章，上卷论新战争，下卷论新战法，内容著眼迥然有别。前者重点在于论述武器革命与军事革命的趋势；后者主旨在于摆脱强弱宿命，越过强国大国武器革命所掌握的优势，进行新型的“总体战”，让强国大国面对弱国小国的对手时，尝到“蜂蠆有毒”的苦头，进而让他们憬悟“国虽大好战必亡”这句话的哲理，或者真的让他们重蹈罗马帝国的故辙，落到衰亡的命运。所以，上卷只是序曲，下卷才是本书的主调，呈现出汹涌澎湃的乐章。质言之，下卷所倡导的，是一场军事思想的革命。
而从“思想革命”的层面上开展视野，本书作者看美国武装力量，就好像一群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只有发达的军事科技，但无卓越的军事思想。因此，本书作者毫不隐讳他们对美国的藐视。尽管作者之一乔良，否认此书是针对美国而写 (2)，但通观《超限战》全书的论述，却始终绕着美国打转，且紧咬不放。而对美国最具体的鄙夷，就在于其军事思想的贫乏。一九九三年，美国陆军曾有“全维作战”的概念，但仅灵光一闪又无疾而终。作者写道：
如果没有美国陆军在一九九三年版《作战纲要》中提出“全维作战”的概念，我们简直就会对美国军事思想界的“贫血”感到警讶。(中略)“全维作战”应具有“全纵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时间、全频谱、多手段”的特点，而这正是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作战方式最具革命性的特征。很可惜，美国人，准确地说是美国陆军，过早地中止了这次革命 (3)。
由于一九九六年四月间，有个名叫伦奈·享利的美国陆军中校，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召开的战略研讨会中，提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战略伙伴或对手》的报告，结论指出：“中国至少在下个世纪头二十五年里，不可能进行一场军事革命。”《超限战》的作者，对这位美国陆军中校耿耿于怀，于是藉著“全维作战”观念夭折的话题提出反击，指出该是这些“对别国的军事革命能力提出质疑的美国人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接着对“全维作战”构想胎死腹中严厉质问：“为甚么没有发生革命？(4)”
乔良说“他们不想和西方对抗”(5)，这话可信，但这也正是把美国从西方孤立出来的战略运用，这是《孙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虚实篇)的原则，也是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原则，《超限战》已在这里牛刀小试。
而之所以把焦距聚于美国，就在于彰显“美国强权能一手制订、又能一手破坏现存国际原则的荒谬”，例如：她可以用“主权不可侵犯”的理由出兵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又可以“人权高于主权”的理由介入科索沃，“美国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国际公义何在？”(6)
在这个聚焦的检视之下，《超限战》也分析了美国把国家利益和他们的价值观融为一炉的妄诞，及其难以避免的后果：
《一九九六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引述了克林顿总统的话：“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领导的义务，并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重大危害时采以行动。”说上述话时，显然连柯林顿都没能意识到，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完全是两个不同级别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前者是美国人的能力可以通过行动进行维护的目标，后者则既不是其能力所及，也不是其应该在美国本土之外追求的目标。与“孤立主义”对应的“全球第一”思想，使美国人在国势膨胀时，一直有追逐无限目标的倾向。然而，这是一个终将导致悲剧发生的倾向。一个资产有限，却热中于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除了破产，不会有其他的结局(7)。
本书上卷首页引句，就是《司马法》的名言“国虽大好战必亡”(8)，前列引文的结论，无疑是要证实这句话。现在，我们要仔细梳理，看看本书的作者，凭甚么敢于毫不犹豫地作这样的论断。这要从古今中外各个方向探讨，同时应该从作者最接近的时间和空间开始，那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军事思想，而且必须首推毛泽东。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为中国共产党奠定江山的支柱与础石，迄今也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与伦比的宝贵资产。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颁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的一份电文，指示正太战役的作战方针，全文如下：
聂萧罗并告朱刘：马电悉，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灭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9)。
正太战役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开始，迄五月四日结束，战场在河北石家庄外围，及正定至太原铁路沿线，包括韩信当年背水阵一战成名的战略要地，名列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口，解放军在此役大获全胜。从此以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八个字，就成了解放军作战的基本指导原则，而且也就是凭藉这个指导原则，在此后两年又七个月的时间，席卷整个中国大陆。不仅此也，一九九七年七月，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全书十一册，把这八个字收入第一册第二二六页，称之为“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基本精神所作的高度概括”，并在这一条目的结尾说：“现代战争虽然较之过去发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变化，但中国军民仍将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根本原则。”看来这八个字已经具有“军事思想宪章”的地位，而《超限战》的理论不管怎么千变万化，就算“一个技术综合时代的战争规律已经来临”(10)，却仍然跳不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个“军事思想宪章”的根本原则。
乔良不同意美国国防部把“超限战”译为Unrestricted Warfare,而认为应该译为Going Beyond Limits Warfare ，(11)这就不免令人想起比“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还早十八年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共同提出的“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其地位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相伯仲，因为它创造了很多“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奇迹”，所以“现代战争虽较之以往战争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是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并未过时，对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仍有指导作用。” (12)
一九四九年以后，“十六字诀”在国际间轰动一时，第三世界的军人或革命者，尤其奉为圭臬。但关于它的思想根源，中共所有的著述包括《军事辞典》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都没有翔实的记载或解释。笔者探索甚久，直到读了《蒙兀儿史记》关于三峰山之战的记载，才终于恍然大悟(此事《元史》、《新元史》、《多桑蒙古史》等书均载，但以《蒙兀儿史记》最详)。
三峰山之战发生在元太宗四年(金哀崇天与元年，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一二三二年)，太宗渡黄河，命大将速不台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帅完毅合达，自郑州(今河南郑县)率步骑十五万赴援。蒙古名将拖雷(宪宗时，追谥英武皇帝，库号睿宗，世祖改谥景襄皇帝)以万骑尾蹑之。据《蒙兀儿史记》所载，拖雷的作战措施包括：“金兵纵，我军不与战”；“敌欲盘营，我军复渡河往袭，金兵不得炊宿”，“拖雷号于军曰，毋令彼得休息，终夜鼓躁以扰之”；“至三峰山(中略)彼军有三日不食者，被甲胄残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拖雷合南北两军围之数重，(中略)金师大溃，击如山崩，(中略)我军纵杀殆尽，流备被道，资杖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13)
“十六字诀”和前述记载比对，完整吻合。毛泽东读书极多，并曾手批《二十四史》，必然读过三峰山之战的记载，如果说“十六字诀”的思想脱胎于此，应该是合理的推断。复据赵珙《黑鞑事略》描述蒙古军队的战法：
凡遇敌阵，则三三五五四五，断不簇聚为敌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骑宜分，敌分立分，敌合立合，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14)
也不仅蒙古如此，我们读一些各边疆民族的史料，其盛时几乎都具有这种“飘忽”的共同特征，主动、奇迹、机动、集中局部优势等等战法，都是制胜的条件，而“飘忽”最令人印象深刻，于是回头看乔良强调的Going beyond limits，就不免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此外，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是一篇重要文献，其中“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而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的宣示 ，(15)正是毛氏“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精义，而《孙子·作战》篇中高难度的理论“胜敌而益强”，却由毛泽东在这篇文献里及以后在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超限战》千言万语，基本精神还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基本原则还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基本战法还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了这些，也就有了“偏正律” (16)，也符合了从“全向度”到“全程调控”那八个原则(17)。
这并非说乔良和王湘穗抄袭毛泽东，绝对不是。《超限战》的确是创作，但它骨子里有毛泽东思想的“基因”，这个论断是透过“检验”得来的。当然毛泽东的思想也不是“天纵英明”，他也有根源，他读过的书构成肥沃的知识土壤，，丰富了他的智慧。美国学人索耶(Ralph D.Sawyer)于一九九三年，将《武经七书》译成英文，出版推荐文说：“亚洲旋转乾坤的战争领袖如日本的山本五十六、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武元甲，均曾藉此书之教，重创敌人。”(The lessons found in this book were exploited by such pivotal Asian war leaders as Japan’s Yamamoto,China’s Mao Tse-tung, Vietnan’s Giap to inflict terrible defeats on their enemies.)(18) 而在《武经七书》中，毛泽东最推崇的，以及他最能活学活用的，还是《孙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对《孙子》的提倡和研究不遗余力，而且已经把《孙子》学说和他们特有的军事辩证法理论结合起来，例如：把虚实、奇正、安危、强弱等，纳入战争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肯定矛盾可以互相转化(“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能动地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辩证地认识战争的情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根据战场敌情的变化，运用适宜的战法(“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并且认为：《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已经超出了军事范围 。(19)《超限战》的理论，很多地方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印证。更何况，《超限战》列举的曹刿论战、田忌赛马等史例，也都是毛泽东论述过的 (20)。
这不过是一例而已，要追溯毛泽东思想的谱系，可能还要扩及经、史、子、集的若干领域，对《超限战》而言，也就不能否定它们的“遗传”因子。
自索耶那里转折，试从西方搜寻《超限战》的移植胚芽，也有“杂花生树”之妙。这个探索也是由近而远，先从中共思想上的近亲著手，于是首先显现的，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人，甚至还包括帝俄时代功勋彪炳的名将、苏联也仍尊敬的库图佐夫等。这一部分令人失望，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21) 也找不到多少可供《超限战》摄取的养分，其余关于“战争”或“战争规律”的理论也莫不如此。倒是列宁于一九一六年发表的《论尤尼马斯的小册子》，被称为“用辩证方法分析战争的典范”，指出：“大国内部的某些现象—例如革命，可以使没有希望的战争，成为有希望的战争。”(22) 。这个论点似乎多少可与《超限战》牵藤攀葛。
西方合于《超限战》思想的重要源头，还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其中心思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论点，好像就是为《超限战》“有限目标，无限手段”量身订做的包装 (23)。
除了曾被指名道姓的如克劳塞维茨等人之外，有个人似乎值得一提，那就是《战争艺术史》(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的作者戴布吕克(Hans Delbruck ,1848-1929)，他在这部四巨册的著作里，使早已存在却久被冷的“消耗战略”(straegy of attrition)思想，重新获得生命(24) 。这种战略所采用的战法，在于兵不血刃而获取胜利，和《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的理念颇为近似，也更适合《超限战》“偏正律”的运用。
更由于《超限战》规划的战略思想，则非薄富尔(Andru Doaufic,1902-1975)莫属，这位二次大战后窜起的法国战略家，极受英国知名战略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1895-1970)暨我国战略学祭酒钮先钟先生所推重，所著《战略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中，以击剑比喻(fencing analogy)战略行动，包括奇袭、佯攻、欺诈、突击、消耗等技巧 (25)，似乎都适合《超限战》的“有限目标，无限手段”；而薄富尔为所有的战略决定提出的三个“主要座标”(main coordinates)：时间、空间、所能动用力量的量和质 (26)，也是《超限战》必须遵守的原则。前面提到李德哈特，他所倡导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对《超限战》也有参考价值。从《超限战》的字里行间及答复记者的访问，可以体察出作者博览群籍，所以，芜文所列举的书，作者都必曾寓目且作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各书的精华，可能都已融入《超限战》的理论之中。
经过上述的理解之后，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审视：第一，乔良认为，《超限战》所揭示的军事意义，有可能在未来二十年至五十年显现出来；台北几位受访的退役将领也认为，要完全扭转解放军的思路，没有二、三十年的酝酿不足以为功 (27)。第二，不怕美国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又，既然是弱国小国对付强国大国的战法，何以台湾不能用来对付大陆？这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要澄清的是，何以要“完全扭转解放军的思路”？这个思考方向的假设前提是：只要采用了《超限战》，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军事革命，既有的一切都要被抛弃或被推翻。笔者不认为如此，《超限战》固然有特殊的战略思考、特殊的战术运用、以及特殊的战法技巧，但这不表示旧有的一切都要放弃，正如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但并没有完全放弃步兵；采用了游击战法，未必就要永远放弃正规战，《超限战》的运用应该是一支突击队，把《超限战》和传统的武装力量共同或交互使用，可能效果更好、能量更大。
这就不需要二十年到五十年才能显现它的军事意义，假如非这么久不可，说不定十数年后又有新构想问世，于是新的挤掉旧的，如此循环不息，永远都在“纸上谈兵”。
毛泽东当年提出任何新思维，都能迅速贯彻到全体指战员；建政后要求解放军正规化，也没有拖多少年。
至于第二个问题，说穿了，《超限战》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门绝活，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背景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战略、战术、战法思想，其他的人想学也学不来。而这个背景是有层次、有深度、有广度的，就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样，其中分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三个层次，构成它的特色，美国革命战争和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对中国革命战争没有用，同样地，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也不能输出。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方法。
以中国共产党的背景，加上中国固有的军事文化，益之以转化过了的辩证法，搅拌上几十年的战争冶炼，才造就了《超限战》的思想温床，试问，美国和台湾怎么学？不论怎么学，也都只是东施效 。
从战略层面看，《超限战》最大的效果在于哧阻，因为战术上保有“出其不意”的主动权，可以完全掌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优势，因而使敌方防不胜防，藉此警示美国收敛她的“霸”气，不可总是“爱怎么玩就怎么玩”，须憬悟“蜂萤有毒”，庶几避免“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后果。《司马法》这段文句，Sawyer是这么译的：Thus even though a state may be vast, those who love warfare will inevitably perish。(28) 再重复一遍：“国虽大好战必亡。”美国务必三复斯言。
注释： (1)《左传》卷6
(2)台北《中国时报》，2000年6月29日第14版。
(3)乔良、王湘穗著《超限战》第109-11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前引书第113页。
(5)台北，《中国时报》，2000年6月30日第14版。
(6)同前。
(7)《超限战》第229-230页。
(8)《司马法·仁本》。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0)台北《中国时报》，2000年6月29日第14版。
(11)同上。
(12)《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1册第25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蒙兀儿史记》卷33第2册，第1152-1153页，台北鼎文书局点校本。
(14)《蒙古史料四种》第508页，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746页。
(16)《超限战》第164-188页。
(17)前引书第223-237页。
(18)“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translated by Ralph D·Sawyer,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1993, Front flap.
(19)《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1册，第277-278页。
(20)《毛泽东与孙子兵法》，收入《孙子兵法与政商谋略》第8-10页，蓝天出版社1997年版。
(21)《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译本第404—405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22)《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46-86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3)《超限战》第228-231页。
(24)Hans Debru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1.Ⅱ，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Walter J.Renfroe Jr.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PP.381-382.
(25)Andre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H.Bar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5, pp.37-41.
(26)Ib.pp35-36.
(27)台北，《中国时报》，2000年6月30日第14版。
(28)“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P.126.
作者為優勢戰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