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改革不是简单打倒既得利益（ 2012年3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中国不是要缩小政府而是转变政府角色（2012年9期《人民论坛》）
③美国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m）：
中国是个“早熟的超级力量” ,China a 'precocious' superpower?（business- standard Oct 26, 2011, 00:37 IST）
④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
中国为民主制度贡献了一个新的驱动（《社会观察》，2012年第8期）
⑤路透社：
中国农民工掌握扩大内需钥匙（ 2012年2月21日路透社）
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
中国的腐败程度被高估了
（2012年10月17日“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Carlos D.Ramirez就“中国的腐败失去控制了吗：中美两国腐败问题的历史比较” ）
⑦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中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信任（2012年09月13日纽约时报）
⑧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30日）
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有光：
房地产没有大的泡沫（《东方早报》，2012年7月17日）
⑩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治问题（尼尔•弗格森屡次提及这个观点，例如「文明」一书或参考消息网，2012年11月15日)￭
2012年3月19日 人民网-财经频道
很荣幸再回到这个论坛，再次参加，每年我们都面临新的挑战，有一些新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今年会议的背景，是经济动荡，特别是在欧洲的经济动荡，以及双底衰退的可能。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有这样的情况，昨天经济峰会上有这样的一些讨论，有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全球经济应该不会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复苏，这个不会近期发生。
在各位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些非常乐观，有一些非常悲观。我想欧洲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拖延了危机，还有一些新的措施，可能这些措施会让情况更加的糟糕。所以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怎么来做？要做什么？我想说的是，中国可以对这个危机做出回应，回应的方式可以同时让我们中国保增长，至少是有质量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又能够来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来保证可持续增长。
所以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增加发展的均衡性、平等性。刚才张主任也讲，最终目标还是要提高人们的福利，或者说生活水平。我想我们提高生活水平，必须是中国长期的一个目标，也是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
GDP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来衡量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表现的一个指标，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指标。另外，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特性，就是要可持续。所以经济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都是很重要的。
我想就这几点再谈一下，美国经济在危机前，实际上在经济上并没有可持续性。大家很清楚，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就已经有一些经济方面的鸿沟，在社会很多方面，都是存在不可持续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也强调了这个观点，中国促消费，必须也要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做，我想中国改变这个消费的模式，以及西方国家改变这个消费模式，必须要并行，要不然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很重要，另外一方面，你要确保改变消费模式，是要能使消费模式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复苏，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的公平，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一些目标，我想讲的是一些，对于经济结构方面来说比较重要的政策。在这一方面，刚才李克强总理也讲到了7.5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可持续，不平衡的一些问题。除了增长率，或者说速度之外，从纵观来看，7.5的增长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在美国，在欧洲的这些政府，他如果能达到7.5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那简直是太高兴了。
我想主要是因为中国最近的增长过高，所以这7.5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的高，中国采取了比较审慎的财政政策，中国现在积累了一些比较好的经济的资源，可以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很重要。中国也有非常多的机会来扩大内需，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非常低的，只占到了GDP的36%，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消费的主要来源，实际上还应当看家庭的总收入占到GDP的比重，它的这样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在目前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所以去年工资水平的整体上升，还是一个令人欢迎的局面，因为它确实能够刺激消费。
同样重要的是，消费的一部分增长，有可能还保证对于健康、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还有一些就业方面的机会，以及扶贫的这样一些隐性的政府的支出。我昨天在会上强调了一点，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政策，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有一个双重的红利，不仅仅是社会方面的福利，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福祉，同时如果能够有合理的设计的话，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加大对于创新的投入，促进增长，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对优势变化的这样一个结果。三十年前，中国的相对优势主要是低技术、低成本的这样一些生产的能力。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变，这也是中国在未来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和促进增长的一个关键。我们必须知道，中国实际上在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中国实际上在制造方面的劳动力，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巨大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了，但是制造业吸纳就业人口的人数，以及它的生产率却在近几年出现了下滑，或者停滞不前的情况。之前有一些演讲者提到，必须要增加服务产业的比重等等，但是服务业的比重，实际上从1981年以来，比重已经上升了一倍。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我想简短的谈一谈一个新的政策框架，那就是中国经济调整当中，新的经济框架的一些要点。当然了，我只有时间谈其中重要的几点。
第一个，当中很多关键的结构调整需要政府对于研发，对于教育医疗等等方面的投入，所以说并不是说要缩小政府的角色，而是要改变政府的角色。也就是政府三十年前做的工作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政府仍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不变的。中国现在进行的这样一个结构调整，那就是单靠市场可能是做的还不能够完美的，包括需要对劳动力的一些相关政策，再培训的政策，然后让产业进行转移，包括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等等。
第二，还需要一个新的监管的这样一个框架，然后进行更多的机制方面的改革，总的来说。在这里我只想谈其中三个，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教训，那就是需要一个对市场有效的强力的监管，市场本身是不够的。第二，还是需要公司治理方面的更强有力的监管规则，因为在有一些国家，可能在公司治理方面，他们的规则比其他国家要好一些等等。第三，就需要强有力的竞争政策，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进一步有效竞争的这样一个拓展的空间。还需要进行新的政策方面的一些安排，昨天在经济峰会上，有人强调了，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的变化，他对于中国早期发展的重要性。而现在又是要进行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必要性，这边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让地方政府不要过多依靠这种扭曲性的卖地的收入，然后要进行房产税的征收，来遏制泡沫。同时也要对短期的金融交易进行进一步征税的这样一个问题。还要引进全面的个人收入税基的这样一个问题，不仅仅是采取累进税的这样一个税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总的税收原则之下，包括对环境污染进行更加治理的税费的征收。然后还要控制相关自然资源的弹性供给，通过税收来调整它们的供求。
所有的这一些，都会导致市场和政府，当然还有整个公民社会一个更良性的三角的这样一个关系，一方面要转变政府的角色，然后要转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同时还要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之前谈到了政府要扮演的几个新的角色，其中一个就是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当中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是什么。第二，要界定政府在市场，可能失灵或者市场不能有效运作情况下，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存在什么样的一些情形，是需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同时，在上层和下层，如何保证相关的实施的质量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设计的政策，可以同时带来公平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公平机会。
最近再谈谈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之前也谈到了中国将继续承诺开放，中国将继续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去依靠出口和投资，更多的转向依靠内需。之前我们谈到了出口扮演的多重的作用，作为需求的来源和创新的推动力。下面我想说，中国现在应当有一个新的增长模式，主要基于国内需求，然后还有本土创新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因为现在全球经济外部环境正在放缓，尤其西方社会旧的模式，更多的是考虑到劳动力的节省，而不是成本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节省。可是到今天，中国资源的自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在经济峰会的午餐上，我们谈到有一个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出现，这样一个新秩序的出现，需要相关的机制和相关安排，进一步做出改变，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的就是，我们需要资金的转移，因为目前为止，现在整个西方世界承诺的这方面的转移支付的总量还不够，在新的货币机制的安排之下，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储备货币。我们谈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解决全球新秩序建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说作为总结，我想谈到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首先要持续的创造大量的城市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要进一步的改善中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能为GDP增长论，因为GDP增长论会造成一些不可持续的发展的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注意公平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重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教育、医疗，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福利的这样一些产品和服务等等。
最后我相信，中国这样一个改革的日程，不仅仅能够成功的解决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欧洲的放缓，以及美国的赤字问题。同时它也能够帮助中国自身实现结构的调整，这样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这样可以让相关的收益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分享，谢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言（全文）
2012年3月17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财新网
时间有限，我只能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点，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开幕式上都提了很多点，我们都知道，我主要会谈一下我们面临的一些主要的挑战，包括说在欧洲方面的赤字等等。面对这些债务和赤字，我们能不能制定更加有效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够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也就是刚才市行报告所提出的目标，我的结论是能够做到的。全球宏观经济的框架充满了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摇摆不定，亚洲经济也出现了减缓的趋势。现在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宏观经济必须要更多的去关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不当会导致赤字和债务危机。但是如果有效的政策可以防止经济体系出现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更多关注财政政策。
我觉得，刺激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有效期比较短，规模并不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也希望GDP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如果没有这些刺激政策的话，GDP的增幅会短得多，开幕式上大家也都提到过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权衡，是要求现在有更多的产出，而以后降低对产出的预期，还是做一个相反的政策的调整。因此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保证当前快速增长，还要保证未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前景。那么接下来我谈一下在欧洲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包括美国有些洲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财政紧缩是不是真正产生效果，包括在西班牙的紧缩政策，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持反对意见的人提出了两种证据；第一是统计学的分析表明，实际上对货币倍数是比较低的，而目前现有的刺激政策并没有起到有效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过去40年的一个整体的历史发展，在大部分情况下，当政府增加支出的时候，经济会实现更高的就业，当就业上升的时候，政府会做出更多的投入，而这个是他们的研究所显示的情况。但实际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失业率是不断的上升。政府现在，花钱再多也不一定能够产生有效的就业的增长。
另外还有一种研究，也是今天开幕式的时候说过的，说到了具体的国别分析。在有些国家可以发现紧缩政策确实能够有效，但是这个时候需要依靠出口来弥补政府支出不足的缺口，对于瑞典、芬兰这样比较规模小的经济体，他们的紧缩政策是很有效的，当政府投入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口弥补，对于美国和欧洲这样的庞大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当前面临的情况并没有太多的相关性，所以我觉得什么是良好的经济刺激政策呢？首先第一要有很高的乘数效应，我们政府投入需要有很高的乘数效应来实现GDP增长，政府支出效益必须要非常的高，其中这方面做法就是减税。
另外一点，我们的政府支出应该跟长期目标相吻合，要保持一致，这样长期目标包括是调整经济结构，这个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反复的提到，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市行的报告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包括经济转型，要实现更加环保更加绿色的增长，要更加提供服务业的比重，要使得社会更加的公平。中国的基尼系数最近几年增长非常快，要把它降下来，这都是我们比较宏观的发展目标是长期的目标。政府的相关项目以及投入应该是要跟这些长期的目标相吻合的。不仅要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的目标，也要去促进长期目标的达成。
再来看一下赤字债务情况，在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如果能够活动资金的话，利息是很低的，我们都知道目前大家的存款，它的真是利率是为负的，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里面实现增长的话，回报要高得多，在美国也如此，投资者希望实现更多的投资来实现更高回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基础设施、技术、等方面的一些政府投入。在美国，我们就在经济科研方面做了很多的投入，这样的投入能够达到50—70%的投资回报，如果这样的一个回报超过了资本的成本的话，这样就有利于整个国家财政情况的改善，短期的刺激计划能够带来更多的税收增长，而长期的增长计划同样也会创造长远的税收的增长。
我并不是反对政府举债，关键是举债以后这个钱花到哪去，怎么花？刚才说的是我们整体的看法，应该怎么做来刺激经济增长，而与此同时，又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的平稳发展。当然了，我们也意识到有很多明显的威胁，比如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阻力，会有政治方面的阻力，会导致政府投资的效率非常的差，我们也要去看一下资产配置方面的问题，如果对于资金管理不当的话，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在美国，这样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已经是数已万亿美元了，如果你不去刺激经济的话，经济的增长必然会低于预期，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大量的资源闲置，所以我们必须设两害相全区其轻，相比之下，我们能找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刺激方案，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风险因素，有时候我们在调整经济的时候力度不大，更多资源去支持老旧产业，这也是风险，另外一个风险跟中国尤其相关，就是更多人去依赖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那么今天上午也有嘉宾都提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改变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架构。
比如说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提供一些各种税，资本利得税、自然资源税和物业税或者是环境税，现在这种模式变得非常关键，对于地方政府来讲非常的关键。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出入以前是来自于土地的出让， 怎么来讲呢？对地方政府来讲，他们应该将自己的目标和国家目标统一起来，最后我们想说还有一些其他替代方法，有一种方法我想进一步强调，最近大家也在争论这种方法即便你可能非常强烈的认为，不断的借款来进行投资，但是不要忘了这样的原则，在经济学中都要教授这样的模式，就是预算平衡，只要你保证预算平衡，但是你不断的增加消费，就可能去刺激你的经济，如果你去缩减预算的话，你会让经济陷入衰退和紧缩，我们需要认真的选择我们如何来加税，并且认真选择如何来进行消费，总的来讲，其实这种消费支出是可以增加的，按照2、3倍的长期的增加趋势，即便我们有一些预算的约束也可以利用政府的开支方法，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够了，我想最后再讲一点那就是强调之前所说的如果我不用国家的资源，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那么在这里所做出的选择并不是完美的系统和另一种系统之间选择，而是尽量努力利用国家特有的资源，只有这样的才让我们今天的经济并且在未来的经济都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但是，我们需要的方法要注意，就是要确保长期稳定性，包括环境的稳定性，包括我们的社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包括经济的可持续性，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有希望去提升经济的状况，改善今天经济的状况。并且为未来改善经济，谢谢各位。
谢谢！
哥大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言（实录，含问答）
2012年3月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财新网
王梦奎：感谢秘书长先生，他演讲中所讲到的许多问题都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古利亚先生还给我们论坛提供了一份更为详尽的研究报告发给大家。所以我要感谢秘书长先生，感谢OECD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对于我们这一论坛的关注。谢谢秘书长先生！
最后一位演讲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有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感谢能够邀请我能来这里讲话，谈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像之前的演讲人一样，我主要谈中国经济的开放问题。但是首先开场白当中，我想开放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开放的理念是什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场合，成为大家思想交流的地方。
我个人实际上参与到中国的发展已经过去了30年了，30年之前我受到中国社科院的邀请，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国家科学院代表团成员来进行探讨，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的尝试，来看看那个时候的特征是什么。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人想象自己参与的是中国30年间这么突飞猛进的变化。很明显的一点，中国从全球化当中受益良多，不管是贸易、投资、科技还是人力资本方面。但是，过去成功的经济模式和理念不一定适用于将来，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国际的大背景也在持续的变化。而中国经济策略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愿意变化去适应，随着环境而适应、而调整。
在经济衰退的余波之下，国际经济的秩序毫无疑问正在改变；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市场，包括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问题，同时向我们显示了很多潜在的、下行的风险，也向我们昭示了金融市场监管的至关重要性。当然了，全球化一方面是有它的受益之处，但是也带来了风险，尤其在最近一个时期，有可能变得更加糟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意识到开放和全球化的过程必须是得到非常谨慎的管理和导向。所以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认为在这个新的开放时期，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原则来指导。
一个基本的说法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看开放的时候，它不是目的所在，而是达到目的的过程。今天早上我们谈到了很多“十二五”规划当中的一些目标，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如何实现更多质量，而不是更多数量的增长等等。同时我们还需要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它正在逐步在未来十、二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储蓄国了。所有这些都应当让中国有更多的受益，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规则制定当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之后我也会说，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标准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在既定的时间内把我的观点说清楚，可能先要把重点的说出来。
第一，如何加强中国和全世界在开放过程中的交往和一体化。像我之前说的，中国需要在全球化的经济当中更多的互相了解世界的需求和相互的需求，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更多的需要和全球进行合作来应对包括气侯变化这样的一些问题。现在全球面临的不是一个所谓储蓄过多的问题，而是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利用这样一些储蓄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加速建立资源投入的机制，更好的应对比如说气侯变化这样一些问题，为它设立基金，同时还可以设计一些穷国发展的基金等等。很明显的一点，中国的储蓄可以相比于过去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得到全球化的利用，可以在全球层面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当然这里也是一个例子，那就是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当中树立更好的范例。之前我们看到了很多例子，就是全球的秩序并没有管理得非常平衡，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改变全球的储备体系，实际上这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我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中国需要在G20当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然后保证我们今天全球这样一个架构它是有更高的效率，不管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供应足够性还是公平性来说都需要这样。同时，中国还需要发出更大的声音，更多反映在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增长途径的对话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年有关这方面的辩论了。而目标就是找到共同的政策，来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在美国，还有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可以增加这些国家他们累计的需求，就像今天李克强总理谈到的中国促进内需的需求一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改变全球的储备和货币体系。中国新的参与当然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战略，这个昨天和今天都已经谈到了，我不会讲太多。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最近几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能带来了大家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理解，反映在更多的政策方面。其中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增加家庭收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现在这个比例还比较低，实际上也是增加工资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劳动收入也是我们日程的重中之重。另外一个重点是改革金融市场，包括那些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能够获得有机的生长，他们可能不需要做出太多预防星的储蓄在未来。这些都是继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关注哪一些呢？那就是增加增长的质量，保证增长是可持续的，对于所有的居民综合受益程度作为一个指标，而不是单纯以GDP作为指标。实际上谈到一个国家综合做的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报告当中，我们的委员会也强调了GDP实际上它是不足以作为一个前面的衡量指标，尤其是针对我们所关注的所有问题来说，尤其对中国，包括在OECD当中，我们现在也正在试图研究出更好的衡量指标来代替GDP。当然时间可能不是特别足了。
我想再举出其他一些中国新参与的要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短期资本流入，中国企业走出去，贸易、全球规则制定和治理等等。我只想非常简短的说一些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贸易方面。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方面的政策应该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助于全球的结构调整，我觉得它应当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当我们转向更多附加值产业，然后更注重环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全球的途径，包括出口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外商投资和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现在中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说投资的背后主旨不是为了要钱，真正的关注就是获得技术，然后获得相关的市场，获得培训所需的技术等等，就像刚才陈部长说的。我们必须要引导外商投资能够去促进实现中国发展的整体目标。同时，我们必须还要注意他们对国内创业精神或者是国内企业的影响是什么，这样提供一个非常公平的竞争环境，我想这一点是值得欢迎的。
另外一个值得争议的地方就是短期资本流入的问题。这里我想说，短期的资本流入有时候确实是造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包括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最近的金融危机等等，我们都看到了美国的危机，因为资本市场还有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迅速的波及全球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它也代表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担心，哪怕有相关的控制机制存在，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比如说去年大概有4千亿的美元还是流进了中国，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现在已经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途径，美国，尤其是他们的货币当局还在进行量化宽松，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局面。美联储的主席也说，美国管理这些资本流动方面，尤其是外部资本流动方面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希望能够把这些所谓的美国困难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如果对美国来说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中国相关的机制还在建立过程当中的国家来说，要管制它们就更加困难了。在这样一个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外资的流入还是会继续，哪怕包括在资本项目下进行更多的管理，进行更多的框架性的建设，包括资本利得税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税收制度都可以起到稳定和平衡作用，部分的遏制。我想发达经济体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可能对本国的金融市场注重监管，却对跨境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这对新兴市场来说是一个不稳定和威胁的因素。
第三点是外援。任何去非洲的人都会认识到，也会看到中国在当地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或者是正在做的这些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自己。我去了埃塞俄比亚的全境，中国不仅在资源富裕的国家，也在资源不富裕的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让那些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虽然有一些西方国家要重新回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一些援助，包括阿富汗这些国家，他们需要考虑到这一点，那就是中国的作用。另外一个是中国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全球治理合作当中？实际上很多情况之下，今天全球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说贸易、全球变暖都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在当中是有一个特殊的声音要发挥出来的。在设计新的协议过程当中，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加入发展的层面。中国在这个情况之下，应当更敏感的认识到，所有的这些协议都应该包括发展的范畴，比如说现在谈多哈谈判如何结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开始多哈会合是发展的会合，但是现在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一个糟糕的协议还不如没有协议的这样一个结果。比如美国继续承诺在农业补贴方面做任何的妥协，它实际上也给非洲，还有印度一些贫困地区带来了很大的扭曲性的干扰。所以，如果急于求成，达成一个协议的话，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必须看到2000年多哈会合的宗旨就是发展的会合，还有一个与知识产权贸易相关的乌拉圭会合的结果，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发展会合之下的知识产权的体系，更多的是偏袒一点发达国家，并不平衡。有的时候让发达国家拥有权利，而没有相关的义务，因此这个方面需要仔细的审慎和修改。
总结一下，中国的12个五年计划代表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继续转型的方向。其中的中心任务就是一个新的开放的世界，新的与全球世界融入的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新的责任、新的机会出现，包括积极的参与到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过程当中。
谢谢！
以下为提问环节：
提问：请教一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储蓄减去消费等于经常项目的顺差或者逆差，美国是储蓄小于消费，所以是大量的逆差，中国是大量的顺差。现在两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奥巴马政府在提高储蓄率、增加出口，中国我们“十二五”是在提高消费率，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那么，这两个恢复政策从不同的方向努力，您觉得通过五年到十年的努力，中美之间所谓汇率，所谓贸易的顺差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到自然的解决？谢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您说得就是贸易赤字，实际上是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储蓄，这是很正确的，其实对利率调整，对双边的赤字影响并不是很大。美国会进口一些商品，可能不会从中国进口，从斯里兰卡、从孟加拉国进口一些产品。我们有时候可以增加我们的赤字，因为我们必须要走到一些高成本的地方去进口，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建议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汇率上，这有时候会误导我们。如果过多的把重点关注在汇率方，有时候是错误的。十年前，有些国家实际上有两个极端，要不就是过度的灵活，或者是过度的控制汇率。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汇率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定我们的汇率，这是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贸易不平衡的进程已经进行了，我们这位商务部长也讲到了，贸易顺差的数字已经下降了，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经过我们的计算，几年的时间内，顺差占GDP的比例会降到2%左右，这个努力已经开始了。还有两点我要说，一个是美国的储蓄率在上升，而且是很明显的上升；但是同时我们去减少政府的这种储蓄，国民储蓄提高得很快。
第二点是我重申的一点，实际上全球不应该去鼓励储蓄，我们需要储蓄用于气侯变化和发展；但是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我们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这种储蓄率提高社会生产力。
提问：我第二个问题是提给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您刚才讲得很正确，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来不断的去开放。我想问的是，必要是一点，时间是另外一个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看来，您觉得还需要多少年的时间，我们的金融危机最终可以结束。昨天有一位演讲人也讲到了，他说世界现在处于危机，每个人都会谈到合作，当危机稳定下来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还要等多少年，等到这个危机彻底结束，三年？五年？还有一个问题是请您预测一下，中国现在要融入世界，世界现在也要融入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基本的本质那就是让全球的各个国家变得更加的相互依存，然后一个国家发展对另外一个国家有更大的影响，就像金融危机当中，我们看到金融市场的管理不善在一个国家，给世界带来了后果，我们称之为外部性。有非常广泛外部性的时候，出现了所谓共同行动的需要。那么在地球的国家当中，我们看到了大家也努力在进行全球共同行动的框架；但是不走运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国际的政府来管理你刚刚提到的所有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参与的这个体系我们称之为全球治理，在一个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做到这一点，希望让这个体系运转起来。之所以维持这样一个现状，就是因为国家能够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对其他国家产生更多的波及效应。比如说在进行危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09年G20会议当中，大家共同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刺激措施，在IMF也增加了特别提管权。但是现在过了危机之后，我们在这个时间会发现，全球不同的地区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亚洲增长得还不错，欧洲和美国情况没有那么乐观了，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哪怕增长有些复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哪怕是在欧洲和美国，也有很多不同的视角，看看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意见不一。还需要更多的财政紧缩，还需要更多的刺激政策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同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全球一致是更加困难的。现在全球在监管和宏观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方面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尤其是在未来几年方面很难达成一致。
实际上有中央这样一个平台，我刚刚提到的体系可以运转。最重要的决策制定过程当中，需要所谓不记名的做法，实际上G20希望以一个不记名的方式达成协议，但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我们要完全达成所谓一致同意的话，没有一个反对的话就不行了。实际上WTO在它成立之初也知道所有的国家并不都是WTO的成员，更不用说京都议定书了。所以一致统一，全体参与这一点很难做到。在未来面临全球治理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有足够大的团体就已经足够来让这个问题变得有所不同了。中国是所有重要团体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我可以给一些例子。
其中很明显的一个那就是全球储备体系建立的问题，全球储备体系中国有全球1/3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说，我们认为要全球储备体系有所改变，那就需要改变了，那就得改变它了。如果它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再进行合作的话就更有必要了，这也是在清迈倡议当中所提及的一点。在很多金融交易税方面，很多欧洲国家希望能争这样一个税，但是很多国家不愿意这么做，你们仍然可以在多数同意的情况下推进这样一个项目。不管是在地区层面还是什么层面都是如此，不一定要全体一致同意。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进程当中中国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作用，有时候中国的声音可能会得到非常强有力的发挥，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而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服其他有自身利益的这些国家，他在做一些事，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怎么办？但是他们要认识到，进行合作往往就已经符合自身的利益了，但是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有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所谓什么是狭隘的，什么是广义上的自身的利益？中国需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扩展这一理念，也就是说大家都需要加入合作的进程当中，解决全球的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还有其他一些治理的问题，这样才能有一个有效的全球的经济可以在未来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