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否已经到了与中国打一场汇率战争的时候？答案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是肯定的。攻击中国汇率政策的政治及经济理由越来越充分。这种观点无疑令人深感不安。但我已不再认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必须回答下面四个问题。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吗？如果是，此事的影响大不大？我们可以合理地要求中国采取哪些措施？最后，其它国家能否在附带伤害有限的前提下，改变中国的政策？
第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如果决定把本国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投资于外汇储备还不算汇率操纵，那什么才算？此外，通过冲销此举造成的货币影响，中国政府还阻碍了固定汇率制度的调整机制。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8世纪阐明了这一机制（见下表）。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此事的影响大吗？答案之一是：这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压低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为其出口商品及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提供了补贴。由于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这就必然给世界贸易造成严重扭曲。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决非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唯一原因。但以下情况同样是事实：中国的汇率政策已成为其它国家汇率政策的驱动因素；资本输入型高收入国家无法有效利用新兴国家的过剩储蓄；资金从穷国净流入富国完全有悖于常理。
还有，如果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想拥有更加审慎的家庭部门、并在财政方面更加自律，它们就必须经历巨大的投资热潮或转向经常账户盈余。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们两者都需要。
此外，考虑到德国、日本和其它若干高收入国家持续存在的储蓄盈余，全球经济若想恢复稳定增长，作为一个整体，那些遭受重创的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转向可观的经常账户盈余。中国是最具活力、偿债能力最强的新兴国家，同时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如果所有转向赤字的抵偿性转变发生在实力弱得多的新兴经济体，那么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又一轮金融危机。而中国却可以在近乎毫无风险的情况下，从目前的经常账户盈余向赤字转化，规模为每年3000亿美元。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合理的要求中国采取哪些举措？调整名义汇率既非不是世界经济恢复平衡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说它并非必要，是因为通胀抬头也可引发相对价格的改变；说它并不充分，是因为若想实现再平衡，还必须提高国内消费相对于产出的比率。所以，调整名义汇率充其量只是一套更广泛必要调整的助推因素之一。
因此，中国政府的可选举措可能包括：停止干预汇市，停止冲销干预造成的货币影响，把实际国内需求、家庭消费和经常账户当作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应要求其它方面——特别是美国——采取互补性行动。
在任何此类讨论中，人们都必须化解中方对如下问题的担心：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会损害出口行业，还可能让中国陷入类似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失去的十年”。日本当年出现那种局面，主要是该国在1985年后运用货币政策来抵消日元升值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所致。中国自然不希望落入同一个陷阱。但正如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加布里埃尔•斯坦(Gabriel Stein)在6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主张的，中日两国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当前的高速增长潜力，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大得多，因为日本那时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已接近美国，而中国现在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大潜力提高消费率。就长久提高国内消费率而言，积极信贷扩张可谓一步险棋。若想提高消费率，还必须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是，这些举措非常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诱使或迫使中国改变政策？谈判仍是一种存在希望的选择。20国集团(G20)里的其余国家应团结一致，呼吁中国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谈判始终不见成果，我们就必须考虑替代方案。进口附加税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本周在英国《金融时报》呼吁，实施反制性汇率干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的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则建议资本账户互惠：受影响国家可阻止他国购买自己的金融工具，除非后者向它们提供本国金融市场的互惠准入。这个主意还会让伯格斯滕的计划变得更为有效。
我认为，干预资本市场的主意，远比那些涉及反贸易行动的主张更具吸引力——美国众议院上周提出的就是后一种主意。首先，针对贸易的举措肯定带有歧视性：我们没理由只为改变中国的行为，就对所有进口进行打击。但此举几乎肯定会违反世贸组织(WTO)规则。贸易战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坚决要求中国在对资本流入实施严格管控之时，停止购买他国债务，则是有的放矢和恰如其分的——最重要的是，这还会推动全球走向市场开放。
有些人担心，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会引发崩盘。考虑到全球私营部门的巨额财务盈余以及美元继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比这种担心更不靠谱的了。不过，如果美元因此走软，那将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只要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仍扮演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的角色，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就无法有效运转。此外，中国为自己购买的“保险”已远远超出了“够用”的程度。奉行一套把中国转变为净进口国的政策，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全球其余地区。现在已经到了“动手”而不只是“动口”的时候。我们亟需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