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代领导人中，以改革开局，除了邓小平，看来只有习近平了。新晋总书记后，习首次外出视察走的是当年邓的南巡之路，并到深圳莲花山祭访小平；学习完十八大报告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第一课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然而，和邓当年的社会环境相比，习近平目前遭遇的现实利益格局已经大相径庭。
邓的改革初创，一者“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摧毁了社会利益格局，中国基本不存在具有垄断性质的既得利益集团；二者国民经济凋敝至国家和民众财富归零的境地，“穷则思变”成了上下同心的最大利益共识。在此背景下破釜沉舟，才有了改革轻装疾进、势如破竹之势。
习的遭遇则完全相反。胡锦涛交给接任者的，的确是一个经历了世所罕见高速增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只不过，华盖之下，党国一体、官商共谋的发展模式，滋生了琳琅满目的既得利益群体，挤占了几乎所有权力和财富的上升通道。其结果，财富分配的不公不但大大抵减乃至摧毁了财富积累的正效应，而且对中共改革开放之初“共富”承诺产生的失信，持续性地侵蚀执政者的权威乃至其合法性。
十八大召开之际，恰好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95周年。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大师曼瑟尔·奥尔森曾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高速经济增长往往是引发革命和不稳定的主要力量。俄国经济的迅速起飞所埋下的革命种子，在1917年的革命中开花结果了”。而日前王岐山向全党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正是对这种局面强烈不安的流露，也是中共第五代对当前改革局势忧虑所在。
面临如此现实，2012年最后一天，倡导改革的习近平公开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从中可管窥一斑：
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习强调，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笔者分析，习主控的改革，既要防东欧式的“卷旗缴枪”，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加入北约；也不走俄罗斯式的“卷旗不缴枪”，变社会主义道路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道路。
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这既是对一个阶段来倍受讽刺挖苦的“摸着石头过河”这条中国经验的正名，更是对当前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类“模式”和“共识”贩卖者“药方”的否定。
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胡温治下国家体改办2003年的撤销，实乃中国改革的一大悲剧。自此后，“部门改革”粉墨登场，改革一时成为旧体制自肥和既得利益强化的利器。现在，习对“顶层设计”的强调，实质是对改革这把刀“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失控局面的强烈不满，力图重整改革设计的四分五裂，重建改革权力的中央所有，直属于顶层控制的改革设计部门或将重现。
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苛政减轻调动了民众革命的欲望。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这两个悖论无疑是中共当前的噩梦。改革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排雷”，由妥协(compromise)换取稳定的的空间日益窄逼，力度拿捏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发展的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过去十年，众多事关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几乎变成官僚体制内部的闭门分肥，民众对这种改革的隔膜已经演变成反感和抵制，强烈暗示改革的社会凝聚力和共识正在大面积坍塌。十八大报告开篇就提“凝聚力量”，出处即在于此。
对于以习为首的第五代而言，相比1978年的邓小平，尽管面对着迥异的现实环境，遭遇的改革情势却是相同的——中流击水，不进则退；危机四伏，逼上梁山。也因此，习李在改革问题上一改过去那种棱模两可、含混其词，直言当下改革攻坚的肯綮所在：一是政府，二是分配。
就政府改革而言，核心是行政体制改革，解决的是约束政府权力、划清政府与市场界限的难题，障碍在于部门利益、诸侯经济和官商利益体；就分配改革而言，核心是收入分配改革，解决的是贫富差距过大、财富分配不公和“共富”承诺失信造成的社会秩序失控，障碍则是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成果垄断的固化。
如果对这两场核心改革进行“集合运算”，求得的改革对象“交集”，无疑是党政官僚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群体。比如，国资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改革最终造就的赤裸裸“官商同谋”，使得改革成绩与利益部门化和利益群体化比翼齐飞。因此，过去十年，一切涉及这个体制内部既有权力又有财力的利益群体的改革，无一不遭到强烈抵制而最终被权力自行消解。十七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列为改革之首，分配体制改革至今无法面世，即是明证。
从此层面而言，中共第五代的改革风险，不在于“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势力，也不在于年均数万起群体性事件，而在于党政内部既得利益群体的态度和行动，只有他们具备消解甚至颠覆顶层改革的真实能力和现实动机。
两年前，一位党内研究者在与笔者交流中曾感叹，任由局面如此下去，“十年内必定会有一个像1991年苏联‘8.19事件’中跳上坦克的叶利钦那样的人站出来。”此时此刻，笔者想到的是曼瑟尔·奥尔森的又一句话，“东欧发生巨变与其说滥觞于人民的不满，不如说导因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批官员们采取了集体行动。”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今年秋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估计就能初步清楚习将如何规划事关党国命运的下一步改革顶层设计，这将是“图穷匕首见”的第一回合。
西尧，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