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1/2013 | 俄罗斯之声 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上任活跃了人们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走何种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国媒体也在刊登越来越多有关新加坡把严格的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成功结合的经验的文章。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取新加坡模式？
最近两个月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至少三次提到有关新加坡政治体制的题目。据香港媒体公布的资料，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准备播出有关新加坡现代化经验的十集纪录片。
据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中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早就对新加坡经验感兴趣，尤其是对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保留主导地位的同时如何创造了一个现代和高效的国家。这些消息人证实，习近平曾领导过一个专门研究新加坡经验的班子。不排除，正是“新加坡模式”将作为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样板。
这一观点获得许多专家的支持。在《瞭望中国》网站1月中旬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南京东南大学讲师郝娜就谈到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必要性。文章指出：“人民行动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提供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发动政党机器动员大众参与真正的选举以支持自己，以此来击败挑战者，这也是共产党应该学习的转型勇气与经验。”
然而并非所有中国专家支持一味看好新加坡经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新加坡和中国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从社会冲突的激化程度看还是从经济整体实力看，这个六十年代李光耀开始自己改革的城市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当代中国相提并论。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就此评论道：“恰好在把政权交给新一届领导人之时争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并非偶然。新班子在自己已经发表的言论和迈出的步子中，已经给各政治派别发出各种不同的信号。如果习近平和李克强立即并非常明确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倒更会让人不可理解。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在战术上是正确的——大部分政治力量都能找到令自己放心的东西。”
按照安德烈·卡尔涅耶夫的意见，对新一届领导人来说现在最主要的是在社会上达成共识，新加坡模式在这方面很能派上用场。左派人认为，这不是在走自由化的右倾道路，而自由分子和亲西方知识分子也可在这里看到未来政治改革的征兆。可见，新加坡模式有团结人的功效，可以联合自由派和保守派。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不管怎样未来的政治改革都将有其自己的局限性。中共对人民行动党的活动显示出兴趣，也不打算放弃一党制。有可能，新加坡经验将在更大程度上用在反腐斗争和建设“服务性政府”上，更何况这两个目标已在十八大上被宣布为优先方向。
“中国梦”与“新加坡模式”
30/03/2013 | 俄罗斯之声
尚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今年春季选出前，就已经对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口号展开了宣传攻势。与此同时，有关“新加坡之路”的研讨活动也在中国活跃起来。关注三分之二人口为华人的新加坡经验是与讨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的改革方向相关联的。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这样认为。
官方媒体乐谈的问题是，对于国家、对于每位具体的公民来说，“中国梦”本身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一口号中含有以下一些信号，这就是在当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世界上，中国应避免老发展道路的死胡同（经典时期的社会主义），同样，也不能盲目对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拷贝，应该走一条自己的“中国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么，究竟什么是走“自己的道路”？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在当选中共总书记后对深圳进行了视察，其目的在于强调对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性。中国新领袖和邓小平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对“新加坡模式”有着很大的兴趣。
对于“新加坡模式”的讨论，尤其是有关其在中国条件下的适用性话题的讨论，一直都在很多信息资源中进行。值得强调的是，新加坡是唯一一个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领导层都在公开倡议要对其经验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国家。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新加坡模式的诱人之处在于其经济发展的高指数，同时也包括，这些经济成果是在政治体制高度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几十年里，领导创造“新加坡奇迹”的一直是人民行动党。而且是在政治体制相对强硬、缺少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条件下实现的。
针对“新加坡模式”的争论也让学者和观察员们两极化。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特别关注新加坡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对其公民的高社会保障、对腐败零容忍、对政府部门的高效率和透明性、对低失业率和街道整洁等方面感兴趣。而自由主义们则对政治体制中的一些独裁和非民主要素、对不遵守这样和那样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非常的关注。
一些学者强调，有关新加坡模式的争论，不应对这个国家使用意识形态的观点、而要运用现实的资料来看待。事实上，新加坡从1959年获得独立以来，很多政治和司法体制要素都是以英国体系构建起来的。尽管和中国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一党执政），但新加坡却存在着法律至上的现实，存在着正式的政党竞争体系，在议会中对政府可以进行批评，选民也对政府服务质量有着很高的诉求。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忽视的是，人民行动党在最近一些年里的执政地位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居民、尤其是青年人对执政党不可替换性的不满情绪正在逐渐高涨。
无论从哪个角度对“新加坡模式”进行评价，显然，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教训在于，要在自己的社会政治体系当中引入竞争要素。参加这种辩论的学者赵灵敏这样认为。但究竟如何做，学者们却产生相左的意见。看来，中国既不能拷贝美国的模式、也不能拷贝新加坡的模式。或早或晚，中国应依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习惯和政治文化来构建自身的模式。这样，“中国梦”将不仅仅是官方媒体的宣传性口号，而是千百万普通公民真正实现了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