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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为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承诺感到自豪，这是理所应当的。在中国，记者受到严格的政治控制，我渴望将来有一天中国记者也能自由地报道在政治上引起争议的问题。在我看来，自由的媒体是遏制政治腐败，暴露管理错误和不道德的管理政策的最基本手段。
但是，中国报道新闻的方式也有一些优势。当中国记者采访当事人的时候，他们尽力对受访者的言论进行平衡的描述，重点放在能够从中学到或了解的新东西或有趣的东西。他们很少进行揭丑扒粪、人身攻击或者玩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把戏，即采访时面带笑脸，报道内容却违背受访者的本意。
另外一个优势是中国记者常常和受访作者一起讨论标题的选择。这样做的目的是找到一个能最好地反映文章主题的标题。与此相反，西方媒体的目标常常是找到一个能一下子吸引读者眼球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有人说唯一糟糕的标题就是乏味的标题。媒体在选择标题时几乎从来不咨询采访的对象或评论文章的作者。许多读者在看到不好的标题后往往怪罪作者或受访者，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标题并非作者选择的。
最重要的或许是中国记者总是在文章发表之前把草稿送上以核查有无不确切的信息。记者往往在发表文章前核对事实。我接受过中国媒体的数次采访，他们总是给我文章的草稿以防出现误解受访者意思的地方或事实错误。当然，对持有不同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的记者提出的批判意见，我不会发表评论。
我也接受过西方媒体的数次采访，记者几乎从来没有在文章见报前寄给我草稿。我理解记者的担忧，他们认为保持与受访者的距离是保留更多批判空间的方式。但是，这可能出现发表错误信息的风险，从而给文中涉及到的受访者造成伤害。
马克·麦金农（Mark MacKinnon）最近在《环球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说明西方媒体的采访可能出现毛病的案例。这篇题目为“加拿大反传统斗士盛赞中国的一党制”的长文把我描述成一个被阶级利益遮住了双眼为中国政治现状说好话的辩护士。
事实上，我竭力辩护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统治模式，即上层采用贤能政治、底层采用民主，中间留有实验空间。我认为这是评价中国政治进步（或退步）的标准。我一再使用这种模式批判中国的政治问题。
这篇报道充斥着事实错误和误导人的影射和讽刺，引导读者相信我是拿了银子为中共说好话的政治仆从。麦金农确实提到我是北京一家餐馆的老板（之一），但是他没有提到我还是一名学者，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过多部论述东亚政治和哲学的学术著作。
我明白尤其是在一篇并不打算追求平衡的文章中，信息的选择确实需要，但是为了诋毁受访者的声誉而选择违背事实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请让我举若干例子。
麦金农写到“清华后来告诉官方的《人民日报》说，聘用贝淡宁教授是因为他比其他外国学者更了解中国。”这种说法似乎暗示我是因为政治观点而非学术成就而被清华聘为教授的。事实上，麦金农提到的是《人民日报》英文网站选用的一篇文章。该文曾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所在的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的原话是“我们聘请贝教授部分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理解和热情”，麦金农漏掉了“部分”。八年前受聘清华时，我还没有写过有关中国政治的任何文章，我希望自己受聘清华至少部分原因是出于学术成果丰硕的想法并非过分的自我欺骗。
麦金农没有提到我在书中提出的任何论证，反而选择网络上的某些观点，暗示我写的文章不过是因为我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间谍：“与此同时，有些中国网民注意到贝教授使用了与中国官方媒体一样的论证和术语，这令人不由得怀疑他的观点是否完全发自内心。”
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我从未为了写文章而与政府官员合作，立此存照。
坦率地说，所有这些错误和误导人的说法我都能够忍受。受访者被揭露丑闻的记者伤害并不是第一次了。但是，真正令我受到伤害的是麦金农在文中把我妻子牵涉进来，而他们从未见过面。文章发表前我曾经给他转发了妻子的电邮，希望他在文章中删掉妻子的名字，但他置若罔闻。
麦金农写到“贝淡宁教授幽静安逸的宅第及其背景暗示其家庭属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为有钱人的统治辩护是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其实，我认为有钱人不应该统治中国。运行良好的贤能政治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留下了根据德才兼备原则而不是阶级背景选拔贤能的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的机会。
但是为了强调他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论调，麦金农写到“1989年，在牛津，他与妻子宋冰相识，当时只有根红苗正的优秀学生才被允许出国留学。”其实，我妻子并不是党员，她在1988年离开中国到牛津留学是因为成绩优异而获得了香港太古集团（Swire
Corporation）的奖学金。当时，我妻子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她被北大录取是因为在家乡湖南省的全国高考中成绩优异。麦金农或许被误导认为“根红苗正”对妻子的出国留学发挥了帮助作用，因为86岁的岳父是当地的共产党干部。这种“家庭出身的罪恶”是文革中的典型做法，麦金农重新借用了当时的把戏。其实，麦金农的思想中只有关系。他本来可以核对事实的，但他却故意忽略。
这些为什么重要呢？我承认，我很高兴参加这个博客论坛以便为自己和家人辩护，反驳那些人身攻击。但是，我更愿意强调一个更重要的观点。现在，报纸遇到了麻烦，许多报纸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模式与网络上的自由新闻竞争。报纸的最好办法是采用自由网络所缺乏的质量控制措施：报纸上的文章应该基于更多的研究，有更深刻的分析，更平衡的主张，更加发人深省的洞察力。简而言之，在探索真理方面，它们应该比因特网上的言论喧嚣做得更好。但是，记者若只关心写作的自由，就像在网络上发言的人那样随心所欲的话，为报纸辩护就很困难了。
所以，让我们为西方和中国的媒体自由辩护吧。但是，请不要忘了真理也很重要。
后记：
麦金农一文的网络版做了更正。标题更改了一下，显得不那么耸人听闻了（“加拿大反传统斗士”听起来是否太像矛盾的说法？）我给《环球邮报》去信，指出了五个错误，要求更正和道歉。但是他们没有道歉，只是更正了四个错误，电子版中删掉了的两个错误（但没有说明删掉了内容；它们有一个不重复错误信息的政策，原因是这样做可能让错误的信息得到强化），添加了一句有关我妻子背景的话（加了一个注释）。随后或许会发表我的回应和指出错误的信。当然，理想的情况是，一家大报在文章发表前尽可能认真地核查事实，不过，总体上来说我对《环球邮报》在处理此篇报道的善后问题上表现出的专业素质和勇气印象深刻。
译自：“Freedom Over Truth” by Daniel A. Bell
作者简介：
贝淡宁，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家》等，最近与人合编了《儒家宪政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