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一 2012年11月24日多维新闻
如果说，自毛泽东建国后，邓小平在1978 年提出改革开放，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结束了中国长期的阶级斗争局面，完成了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范式转移”，因此党史留名。那么胡锦涛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打破改革开放后唯GDP 主义的线性模式，将中国带入一个 “以人为本”的全新的“范式”阶段。这是否也足以让 “科学发展观”成为胡锦涛的政治遗产而党史留名？“以人为本”的全新的“范式”阶段。这是否也足以让 “科学发展观”成为胡锦涛的政治遗产而党史留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代进程
“科学发展观”，即科学的“发展观”，是否能够真正成为理论体系，作为中共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首先还在于看它是否能够传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中共三代中央领导的“发展观”。不光光是传承，还有改革、提升、修正以及超越。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也被视为是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有其独创性。也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共才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缔造了新中国。但可惜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注重用阶级斗争及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现代化建设，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加之对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等，都一定程度的延缓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次科学的改变发展路线，方法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思想，这是中共“发展观”的一次飞跃。
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提出了“三个代表”，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但发展上仍然延续了“摸着石头过河”，继续深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理论。江泽民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相继出炉，还同时提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共“发展观”的一次全面拓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地位
一路发展下来，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同时，各级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 主义）的政策偏好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导致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之间严重失衡。“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胡锦涛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5年前，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上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在十七大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之一。
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路看，一方面依然延续了“发展是硬道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为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又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了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改变了原先的“又快又好”。“又好又快”的发展，是统筹城乡的发展、区域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的发展，促进协调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论依据和理论来源。但需特别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更主要的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中关于“发展”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共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要有新思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速度和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胡锦涛在这些基础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对中共长期以来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概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总概念，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
发展思维的范式转移
其实，还在江泽民时期，对于发展的失衡和不协调，中国社会上已经开始有所反应，中共也作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比如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费改税以及一些保护性政策，在城市设立了低保制度，为下岗工人提供救济等等。然而，这些政策的扶持治标不治本，发展状况仍日益恶化，一直到2003年初SARS爆发。
SARS的爆发，起初中共为了社会稳定将各种消息压制下来，直到SARS在香港大规模井喷，中共隐瞒真相的做法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压力，许多国家宣布禁止中国人入境。这个时候，中共才意识到，这次是一次多么严重的政策失误。而SARS 的爆发又更像是一个“触发性事件”，加剧了所有问题的严重性。处理这些问题，就需要要对当时的政策路线进行全面的调整试验。这就像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虽然每个“范式”都有其自身的完备性、价值观和假设，但它们并非不会遇到挑战。一个曾经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继续为现有的问题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法，它就会被弱化。这样，“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就会发生。
传统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财富的增长就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社会发展不过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把GDP做大做强。这一发展观盛行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发展普遍认同的范式，这同样存在于中国。邓小平在1978 年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展的重点始终在狭义的经济维度上。结果就造成了，GDP成为了量度发展目标、经济成功、政府绩效的唯一测量尺度。但最难能可贵，和西方有本质不同的就在于，西方总有一个误区，他们在过度依赖西方思维和迷信经济学的背景下，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会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而在中共的思维下，就不太一样，中共会不断否定自己，会用一种哲学的思维看待，出问题了，纠正，再向前走。当中共发现发展已经是一个需要全方位、全纵深的、极其复杂的系统问题的时候，中共认识到，急需从发展思维上来一场“范式转移”。
当然，巧合的是，权力交接的完成和新的领导集体的形成，也成为能够完成“范式转移”的关键因素。在SARS 危机爆发初期发生政策失误后，政策制定的权威核心转向了新一届领导层。当时刚刚上任的胡锦涛在建立新的“范式”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看来，过分强调GDP数字往往掩盖，甚至合理化了不同收入群体和地区之间的不公平，从而恶化了这种不公平。所以，在他接任后，单纯的GDP 数字不再是政策制定者首要关注的对象。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命门
可以说，从胡锦涛接任开始，中国进入到“以人为本”的“范式”阶段。在这一阶段，政策的界定围绕着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目标即是减少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为此，选择了“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化，基于此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2005 年12 月，胡锦涛在贫困省份青海视察时，进一步阐释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最简洁的表述。看到这，或许有人说，在中共思想体系中，“以人为本”一直是根本宗旨。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曾提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曾提出 “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胡锦涛自己也曾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是对“以人为本”的诠释。
的确，“以人为本”是中共的传统，但正因如此，很容易就被忽视了，而这又恰恰是发展过程中的要害所在。形成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表面看来是只顾发展速度而不问其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作怪，但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忽视了人的需要和利益，不懂得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所回答的即是为什么发展问题。如果连为什么发展都不明确，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筹所回答的怎样发展就更摸着北了。
例如，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缺乏环保意识，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速发展，其结果生态急剧恶化，环境严重污染，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种现象如再继续，不仅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影响其它事业的进展，甚至会影响人自身的生存。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有些官员“人本”观念淡薄，缺乏应有的自觉性，又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只要发展经济，又把发展经济理解为不顾一切地追求GDP的增长，结果就造成了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即是针对只顾追求发展速度而不及其他方面的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中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即表示一切工作的结果不仅要讲究局部利益，更要注重整体利益，不仅要追求具体利益，更要维护和发展根本利益，不仅要在当前惠及全体人民，更要在今后惠及子孙后代。中共一直致力的发展，不是为了某些“数字”、政绩，而忘记了“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更不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而做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事。“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取代不科学的发展观，扭转社会畸形发展的趋势。
反过来说，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亦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几个阶段。首先，需要经过的第一阶段，即应是硬件改革的阶段，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到了第二阶段，就应来到软件改革的阶段，其中包括社会管理、维稳的方法等；而到了第三阶段，即是思想改革阶段，这是一个人民认识变化、意识成熟的阶段。需要认识到，经济变化对思维意识变化的先后关系。因而，社会转型是文化转型的前提，而经济转型又是社会转型的“点火”。
停留在“科学发展”已经不够
但也不得不看到，在“科学发展”了近10年后的今天，中国当前仍面临着这样一些迫切、公众反应激烈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2012年，又可谓是一个多事之秋。薄熙来事件的出现，和已飞速发展了几年的经济增长的放缓，让部分人开始对改革开放产生种种疑虑。
改革开放是需要前进还是倒退？有人认为，目前与20年前相似，目前经济增长减缓、社会裂痕加深，不同观念在尖锐交锋，中国再次面对“向何处去”和“怎么办”的问题，不及时回答这些问题，就难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因此，中共高层通过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形式来分析问题，统一认识，为中共十八大召开打下基础，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纲”，使“纲举目张”。胡锦涛在讨班上，不但强调改革开放的语调明晰坚定，阐述改革开放内容也很全面，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既有着清晰的方向，也有着具体的要求。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已意识到了民众的怨气与戾气。在胡锦涛任期的尾声，他曾3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希望通过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以求有效控制发展的恶化。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等等。
显然，这是有着很明确的针对性的。“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提出来已经9年多时间，这9年来从中央到各级党员乃至普通群众，对科学发展观都是认真学习、深入领会的。可是，不得不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就是“科学发展观”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社会上全方位生根，而且，“科学发展”也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内涵。这个话换一种说法，即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没有真正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那么，假定这是一个好的理论，而且中共又如此重视，官员、党员又重点学习，可是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下去呢？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呢？
概括来说，可以用“六个不适应”来囊括。一是，思想认识不适应。二是，用老话来说，就是理论武装不适应；三是，工作能力的不适应；四是，作风的不适应；五是，体制机制的不适应；六是，法律制度不适应；而最为关键的是，组织领导不适应。看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实还是一个力气活。而这些都有待下一届政府给出更好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