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的十年里，中国逐渐发展成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但当这个月的中共“十八大”（以及明年春的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到来之时，回忆这十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政府，许多人脱口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将在什么时候超越美国？”，而是“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在未来十年里还能维持下去吗？”
人们还要问：即将卸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他们执政的十年里，是不是应该（或有没有可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为中国做出更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下一个时代的挑战？在下一个时代，中国过去享有的人口结构的优势，将随着人口趋势的变化而变成不利因素，而且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将继续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
现在人们恐怕已不太记得，恰好在十年之前，香港出现了第一例疑似“非典”案例，随后酿成一场范围广大的传染病危机。在中国卫生部门长达数月的信息屏蔽之后，这场传染病最终在2003年3-4月在广东、香港和北京蔓延开来。“非典”危机成为胡温新政府一场迫在眉睫的公信力考验，而它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那个时候的诸多迹象显示，这会是一届成功的政府。在“非典”疫情逐渐退潮时，中国经济也最终克服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恢复了健康。
2003-2008年，在这届政府执政的头五年里，中国出口不断攀升，中国经济恢复高速增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2002年底到2007年，中国GDP总共增长了75%，以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几乎翻倍（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是一个因素）。但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之前的改革为基础的。从1995年开始，在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支持下，朱镕基总理实施了深入、艰巨的国企改革，为胡温时代国企的重新崛起铺平道路。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突然崛起为世界出口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朱镕基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构想出来的政策，以及从1998年开始，吴仪在沿海省份对这些政策的有效执行。在胡温执政时期，中国最终走出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通货紧缩和低迷，实现了一场令人惊叹的经济复兴，但这场复兴是不平衡的、粗放型的和不可持续的——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随着中国经济在21世纪飞速增长，政府税收收入和外汇储备都大幅攀升。可以说，自从1800年以来，从来没有哪届中国政府拥有比胡温任内更强大的财政实力。但是，他们把第一要务放在了加强国内安保方面，将大量资金投入警察和军队建设，同时还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政策让经济失去平衡，强化了中共和政府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力，同时把中国的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扩张到东亚其它地区，或更遥远的地方。胡温政府是不是本应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把这些雄厚的资金用于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更大的动力？但到头来，胡温政府继续支持经过朱镕基改革的大型国有企业，让它们发展为今天这样的极其强大的垄断力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党的权力也在不断扩张。在像中国这样的繁荣、增长的经济体里，一党制的政治体系，即政治上的垄断，只会让腐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不管政府采取多大的措施来惩治腐败，就算是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不主动追求不正当的经济回报，这些回报也会不请自来流入他们手中，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可以决定和谁签署合同，给谁颁发执照，等等，这些腐败行为也给行贿者带来了自肥机会。
温家宝总理也许在2007年就已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严肃疑问，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事件，让中国领导人不再有任何加快根本性改革的想法。在危机中生存，变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中国政府针对金融危机做出的反应，确保了中国经济在短期里度过危机，但这些举措让温家宝抱怨过的经济粗放性和不可持续性大大增强了，从而积压了长期的经济麻烦。从2008年1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10年的经济刺激措施，是对危机的过头反应。刺激措施总规模达到了GDP大约12%，是世界各国规模最大的。不过，在2008年9月，没有人知道这场全球经济低迷的后果将是多么严重。也许北京方面的考虑是，政府支出多一些，而不是少一些，更有利于应对危机。但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包括工业上的产能过剩、严重的环境退化和猖獗的官员腐败等，都和2008-2010年政府资金大量、快速地注入经济体有直接关系。
毫无疑问，胡温执政的十年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任务，需要继任者来解决。2012年2月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由中国官方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起草），重点强调了几个最重要的改革领域：政府从许多经济部门中退出，不再直接经济干预；更好发挥私人部门作用，鼓励竞争；完善金融部门，将其更好地与全球金融市场相融合；实施更多绿色环保政策；扭转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提高征税过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胡温执政十年中国的经济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过去的积淀，而不能只归功于这两位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确，胡锦涛干到第二个五年执政期时，他才从前任江泽民手中接过了权力极大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而且，在胡温执政的十年里，江泽民也成功地将足够多的自己人马安排在高层职位上。这些权力安排虽没有让严肃结构性改革变得不可能，但确实增加了其难度。尽管胡锦涛的支持者也许会说，他从来都没有拥有真正的权力来有效推行重大的改革，但即使他拥有这样的权力，他是不是会利用它来推进改革，也是一个巨大的疑问。而没有来自国家主席的积极支持，温家宝总理也毫无可能推行大规模变革——不管他所理解的改革必要性有多强。
基本的结论是什么？一方面，胡温执政十年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表现在：中国在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保持了稳定；中国的财富和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政府向生活在农村的穷人提供了颇具规模的支持，包括减税政策。但历史也许会对这十年做出严苛的评价，因为他们没有利用所获得的大好机会来实施重大、关键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效率，而大幅提升经济效率是中国应对严峻人口问题所必需的。
我们很快就将知道，中共选出了哪些人来担负将中国引领一个新时代的重大责任。胡锦涛会延续江泽民的先例，在卸任国家主席之后继续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吗？这会不会对新的国家主席推行变革造成影响？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们不得不期望，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中国领导人，都必须理解他们肩负的职责，这不仅关系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认识到这一点，能给予他们勇敢、果断、明智行事的力量。
作者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作者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