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为教授 2012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
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的经济奇迹已为世界关注，但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也可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故意忽视了。
事实上，中国毫不张扬地推进了国家治理方面的许多重要改革，中国已经建立了从上到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加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内部评估、较小范围内的投票等程序来选出能干的，有民望的领导人。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能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
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儒家渊源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产生并维持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以公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的制度。
尽管有不少耸人听闻的腐败丑闻和社会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经济一样，保持了弹性和活力。
在体制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各个级别上已经确立了严格的退休年龄和任期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最多只能任两届，总共10年。在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这有效防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过的个人崇拜问题。
这些精心设计的改革消除了领导人权力终身制的危险，而权力终身制正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正在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产生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这无疑是对中国选贤任能制度的最好诠释。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它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
很难想像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小布什(George W. Bush)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
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内的领导工作。
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尽管中国政府还存有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长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绝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在2012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2%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表示乐观，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距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不会公开谴责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
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人类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
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
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坏领导人出局）的结合。
欧立德：中国模式真的可以“任人唯贤”？
作者： 欧立德教授（Mark C. Elliott） 2012年11月15日紐約時報
由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的大部分席位将由中国革命英雄的儿子们，即“太子党”占据，很难证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任人唯贤的，不过这个问题应该留给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人去探讨。
但是，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将中国前现代政治文化形容为“任人唯贤”的说法，我不能视而不见，不去反驳。
政治学家、畅销书作家张维为在《中国的选贤任能优于西式民主》一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可能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无论是政治观察人士的文章，还是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提到“任人唯贤”时都和张维为一样，不可避免地将其与中国著名的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这种制度从公元7世纪开始广泛应用，直到十多个世纪后，才在1905年废除。
流行的观点认为，科举考试是客观的选拔方法，所有想谋得官职者都要经过考核，依据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证明自己对大量的经典著述熟稔于心。据信，有关良好治理的必备知识都蕴藏在这些经典之中。
既然（几乎）所有男性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按照这一理论，全国上下最优秀的人才，会定期通过考试跃升至精英阶层，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注入新思想和新血液，确保那些聪明、有抱负的人有上升的渠道。
以这种观点来看，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个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只要学习足够用功，就可以梦想成为大权在握（并且富甲一方）的大臣。张维为等“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明显赞同这种观点。
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理想境界。但在实践过程中，科举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任人唯贤呢？
在过去20年间，研究显示科举远非长期以来广受赞誉的“成功的阶梯”。例如，我们知道明朝（1368年至1644年）绝对不允许商人的儿子参加考试，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明确地阐明，在清朝（1644年至1911年），“竞争官职的考核内容，无疑将90%的中国人排除在外，连成功阶梯的第一阶都登不上。”
换句话说，但凡想有一定的机会通过考试，就需要来自一个有古典文学素养的家庭，也就是说家中要有钱买书，或者与这种家庭有亲密的关系。只有10%的人有这种条件。
此外，我以前的学生张乐翔(Lawrence Zhang)在他的论文中，极有说服力地阐述到，以“买官”铺就荣耀之路的清朝官员，其数量被极大地低估了。不仅身在“权贵”阶层之外的家庭会花钱帮助儿子在竞争中胜出，即使原本就是官宦家庭，也会使用金钱随意操纵体制，虽然人们以往认为这样的家庭无须降格使用如此的低劣手段。既然通过层层考试晋升至最高层的比例只有区区百万分之一，这样做似乎无可厚非。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多数精英阶层政治上成功依靠的是“贤、能”以外的手段。他们依赖家庭关系和物质资源，很像是西方社会中的政治精英。由于极少有人有机会通过考试，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参加考试，所以今天的共识是，科举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强化和复制特定模式的精英话语，从而在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为国家需求服务。与张维为及持相似观点者的论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与所谓的搜遍全国各地的每个村庄，广招人才辅佐朝廷，没有多大关系。
这并不是说科举制度完全无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的确有有才能的人被选中担任官职。但多数官员的选拔，并不是以“任人唯贤”的标准执行的，这里我们所说的“任人唯贤”指的是“根据客观的标准判断能力优于他人”（如考察哲学知识和文学技巧）。
与张维为持相同观点者，可能不会认同我对“任人唯贤”的这种理解，因为他们在论述中所用的语汇是“选贤任能”——选择有智慧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我想说，这两种概念并不是相同的，因为后者没有表明选择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对于所阐述的“任人唯贤”，从一开始可能就有不同的定义。
当然，在20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很多人都相信“谁都可以成功”，而国家也默许这种误解的存在。然而文献资料清晰地表明，只有天真的人才会对这种幻想深信不疑。
当下的评论人士仍然在宣扬这种过时的围绕帝国式“任人唯贤”的思维方式，这不仅显示出这种意识形态很难消亡，还显示出，中国官方对于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知识界仍然有着很强的掌控力。这种掌控力，比所谓的“任人唯贤”，更好地展示了中国漫长的历史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可见。
作者系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与亚洲内陆史马可·施瓦茨(Mark
Schwartz)教授。
翻译：许欣、王童鹤
贝淡宁：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
作者： 贝淡宁(Daniel Bell)與李世默(Eric Li) 2012年11月13日金融時報.jpg)
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层换届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的。批评人士表示，腐败在共产党高层蔓延，政策问题得不到公开讨论，中国人民被完全挡在这个过程之外。
这些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们忽视了大格局。过去30年，中国政治体制经历了重大变革。它已近乎成为治理大国的最佳方案：高层精英管理，底层实行民主，两者之间有实验的空间。
地方参与有着充分理由。人们通常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需要什么，他们对于自己选择的领导人的能力和人格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实际上，多数中国人参与地方选举。
然而，在一个大国，一人一票的制度是有问题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公民应为共同利益投票，因为他们的选票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还影响到其他人。然而，选民往往从自己的财务利益出发来投票。很多人甚至无法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缺乏经济知识。一个选民群体——富人——对经济有着更好的理解，他们很容易设法让这个体系有利于自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提出对选民能力进行测试，但这在民主国家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旦人们拥有了投票权，就没有人想放弃这个权利。因此，这真的是历史的终结，但它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旦实施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就不可能作出任何改进。
民主有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它只把投票权赋予本国范围内的成年人。但政府政策影响到的不仅仅是选民：非选民（例如未来的世世代代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以外的人们）也会受到影响。在欧洲和美国，公众一再投票支持降低税收和提高福利，不顾一切地给国家的未来增添负担。更别提全球变暖了。
那么，应如何选举中央领导人？理想的方案是，这个过程应该是择优的：其机制应当明确旨在产生具有卓越能力和品德的领导人。过去30来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逐渐把自己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精英管理组织。
如今，大学是新党员的主要招募地。学生需要在全国考试中获得高分，才能被培育未来领导人的顶尖大学录取。接着，他们会通过激烈的竞争获准入党。只有表现优秀、并经过全面人格测试的学生才能获准入党。
那些希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学生通常需要通过政府考核，数千名申请人争夺一个职位。一旦他们成为这个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要向更高的领导岗位晋升，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他们必须在政府基层表现优秀，并通过人格测试。接着，还有更多专门针对职位的考试，用来测试具体的技能。
中国式的精英管理有着明显的优势。党员干部需要经历严格的人才选拔过程，只有那些表现优秀的人才能升入最高层。领导人可以不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争夺选票上，而是可以寻求增长知识和提高绩效。中国经常派遣领导人到国外学习最佳实践。
没错，精英管理只能在一党制国家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在多党制国家，政府基层的表现并不能保证在更高层有所回报，而且不具备强大的激励措施来培训干部，让他们在更高层获得经验，因为关键人员可能随着不同党派领导的政府的变化而更迭。因此，进入官僚部门的人才更少，因为真正握有权力的人理应由人民选举产生。
在实践中，中国式的精英管理也存在缺陷。最为明显的是，政治体制内部腐败泛滥。任期和年龄限制有助于“防备监护人”，但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遏制滥权，例如一个更开放和更可信的媒体，增强透明度以及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提高官员薪资以及更独立的反腐机构。
谈到政治体制，西方的观念领袖仍限于二分法的叙述：民主与威权主义。但正如学者张维为所写到的那样，21世纪的竞争是在良好和糟糕治理之间展开的。中国的政权找到了挑选政治统治者的恰当模式，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切合现代环境的需要。中国的体制应在这一模式（而非西方式的民主）的基础上加以改善。
本文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和驻上海风险投资人
译者/梁艳裳
图尔克：中國領導人選拔機制的根源
作者： 哈伊里•图尔克(Khairy Tourk) 2012年11月16日金融时报
我由衷地认同贝淡宁(Daniel Bell)与李世默(Eric Li)提出的“中国政府体系植根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观点（见《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In defence of the Chinese way of picking leaders)。这种体系产生了能力卓著的领导层，能够一以贯之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的经验性知识中汲取力量。若要成为处于国家权力顶峰的9个职位的候选人，必须要完成过多项充满挑战的工作，其中很多人两次担任过省级领导人，每个省的面积都堪比欧洲某些国家的国土面积。
尽管成就斐然，但中国的领导人在西方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缺乏民主，腐败猖獗。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支撑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伦理基础，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罗布•吉福德(Rob Gifford)在《中国之路》(China Road)中指出，在欧洲，“基督教的存在……往往独立于君主权力，这一点在制衡皇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督教还造就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他们不会向君主宣布效忠。”相比之下，在古代中华帝国，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会到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佛教的影响力。
此外，儒家社会道德的基础不是君权神授。在这一体系中，忠孝原则从家庭延伸到政府，形成“家国”的概念，皇帝扮演者“君父”的角色。中国人对家庭极度看重，向裙带关系敞开了大门。正如官员应该服务于政府一样， 他还得帮助亲属发家致富。至于法律体系，肯尼斯•斯科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The 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中写道，中国社会“缺乏律师这种博学的专业人士，而律师在西方却举足轻重……裁决通常会偏袒向身家最丰厚的人。”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把新加坡（中国人占75%）当作改良威权主义政权的典范，这种政权根除了腐败问题。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彻底根除腐败比在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岛国要困难得多。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测它会如何演进。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一体制肯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张泰苏：中国的“任人唯贤”传统如今何在？
十一月初，《纽约时报》的时事评论版罕见地登载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争论，其焦点在于：中国历史上是否有“任人唯贤”的传统？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首先提出，“选贤任能的制度，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儒家渊源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几天后，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对此提出强烈质疑，认为传统的科举选士制度是历朝权贵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做不到任人唯贤。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历史的争论。张维为认为，在选贤任能这一点上，当代中国政体实际上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做法一脉相承，属于同一个政治传统。这种论点意在论证并加强当代政体的历史合法性，因此颇受大陆左派学者欢迎。而欧立德的驳斥则无疑在挑战该论点的根本历史前提。
任何一名历史研究者都会赞同欧立德教授的基本出发点：历史不应被扭曲，也无须为当代人的政治观点服务。即便如此，本文依然无法赞同他对科举取士的负面历史评价。另一方面，本文也同样无法赞同张维为教授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贯通古今”的作法。虽然科举取士制度大致称得上“任人唯贤”，但它与当代中国的党政官员选拔制度有本质不同，很难说是一脉相承。相比之下，迄今为止的当代政治选拔制度远为晦暗，缺乏公开、清晰的任人标准。因此，在现状与历史传统如此不同的情况下，“历史合法性”根本无从谈起。
欧立德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大致有两点：首先，虽然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清的科举考试）允许绝大多数男性应考，但它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强社会流动性。恰恰相反，由于科举考试要求很高的经典素养，而普通百姓又很难承担有关教育的费用，因此它实际上将大多数民众挡在了仕途大门之外。其次，科举考试的阅卷充斥着腐败与不公正，严重缺乏客观性。综上所述，“中国有‘任人唯贤’的历史传统”是一种“过时”的说法。
欧利德所列举的基本史实无疑是准确的。正如何炳棣、艾尔曼等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大多数情况下，科场上的成功只属于权贵或富人家的子弟。明清两代，全国有九成人口都因为教育资源不足而几乎没有任何科场竞争力。相应的，超过八成的清代进士都出自士绅或商贾家族，只有少数人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家族背景。同时，科场舞弊案一直层出不穷。清代舞弊案中，至少有九件曾导致监考官被处死。仅顺治十四年(1657)就有五件发生。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由此推断科举制做不到基本的“任人唯贤”？本文认为不能。首先，欧立德似乎混淆了“任人唯贤”与“社会流动性”这两个概念。即使是彻底公正、公开的考试选拔制度，也不可能保证一切有应考资格之人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少数有钱有势之家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这种状况或许不够公平，也可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但它与“任人唯贤”这个概念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按欧立德本人的定义，“任人唯贤”是指“根据客观的标准判断能力优于他人”。假如科举制度确实向绝大多数男性开放，并以公开且大致客观的测试标准从中选拔，那么它就基本做到了“任人唯贤”。这与政府是否向穷人提供公费教育无关，也与登榜进士当中有多少人来自“普通家庭”无关。
当然，假如科场舞弊严重到了一定程度，就确实谈不上“任人唯贤”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欧立德和其他学者一样，都只能说舞弊时有发生，而无法判断舞弊具体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考试作弊是人类本能，从古至今恐怕没有任何考试制度能够幸免。已知的明清科场舞弊案虽多，但其中牵扯到的考生毕竟只是全体士子的很少数。同时，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哪一朝政府曾系统性地包容舞弊。相反，舞弊一直属于被严格打击的重罪，动辄以处斩论。
历朝历代的落榜者都曾对科举制度提出了种种诘责，经常有长篇大论的批评。奇怪的是，这些愤愤不平之人对科场舞弊的不满程度似乎还比不上他们对考场环境与八股体裁的痛恨。这似乎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能金榜题名之辈确实有真才实学，起码有考试要求的真才实学，基本能够服众。而即便在进士当中，依然有一成至一成半来自于最普通的平民家庭。考虑到明清时期高等教资源的相对贫乏与昂贵，这个数字也许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要更可观些。
更何况，相比于同时期的欧洲、中东、日本与印度，科举制即便不能大量提升社会流动性，即便时有贪污与舞弊，但仍是一种相对更“任人唯贤”的选拔制度。在十八世纪之前，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仍是严格的贵族制，大多数高层政治席位可直接世袭。即使按照艾尔曼的最低计算，中国仍然有一成左右的人口拥有基本的科场竞争力。不要忘记，1800年中国人口的一成是三千万人，与法国的总人口相当。
此外，欧立德的主要论据来自清代，而清代恰恰是科举制度相对衰败的时期。相对于明代，清代科举的录取名额一直没有得到提升，而其总人口却翻了将近两倍。这与满族统治者对汉人官僚群体的警惕性不无关系。而对于汉人考生而言，由于有一定比例的名额要留给满族考生，实际的录取名额反而还严重下跌了，而录取率的急剧下滑则直接导致科场舞弊的诱惑性急剧上升。因此，清代科举的许多问题来源于其独特的民族与政治特性，并不能代表其他朝代的科举面貌。欧立德一生致力于“新清史”，试图揭示清朝的“满族特性”，却没有提到这些情况，多少令人有些不解。
由此可知，虽然欧立德确实指出了科举制的种种不足，却不能证明它连基本的“任人唯贤”也做不到。
即便如此，张维为对历史的解读仍然大有问题。他认为科举取士与当代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种“任人唯贤”的政治传统。因此，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拥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根基。问题是，科举制与当代的选官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相似点，更无法为当代政体提供多少历史合法性的论证。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届党政高层当中，恐怕没有谁曾经历过公开的笔试选拔。国家公务员考试直到九十年代才略具雏形，而即使是刚刚上任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们，在那时也早已经是资深政治家了。这些人或许的确是最优秀的政治人才，但无论如何，他们何以能从广大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进入政界并步步高升，普通民众，乃至任何“局外人”，都是不得而知的。这与根据四书五经、诗词策论进行公开选拔的科举取士如何能说是一脉相承呢？
此外，即使是国家公务员考试，也很难说与科举制有多少共同性。国家公务员考试是一种低层官员或不如说是官家办事员的选拔考试，其级别大致相当于清代的书吏或衙役文职人员。而通过公务员考试之后，提职晋升就依旧是人际关系、资历与实绩的混合产物，与考试成绩毫无关系。相比之下，科举制是较高级官员的选拔考试。进士任官，大致不低于县令。科举考试的成绩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官员的长期政治前途。比如，明代中后期有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院，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只有一甲进士（进士前三名）才能直接进入翰林院。
本文无意于讨论科举制与当代政体孰优孰劣。科举考试中的优胜者不见得会是出色的政治家，而出色的政治家也不见得拥有很高的学术天分。甚至会有学者认为，宋明清三代对科举选士的过度依赖与重视反而是其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阻碍。无论这些观点是否合理，本文只想强调：科举取士与中国当代的官员选拔制度缺乏基本的共同性，并不属于同一政治传统。前者起码为政府公开录用了大量有学术能力的政治高等人才，而后者到底录用了那些种人才，则并不清晰。即使张维为想论证当代中国政体如何“任人唯贤”，他也不应该将它和科举制度作比较。这种比较只会让当代的体制显得更加晦暗难明。
张泰苏是杜克大学法学院访问助理教授，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本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中参馆(China File)，这是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美关系中心最新出版的在线杂志。
